北方民歌比南方民歌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在各少数民族中，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北魏在太武帝统一北中国以后，曾大量接受了先进的汉族音乐文化。鼓吹乐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利用了鲜卑族民歌曲调，填新词共150章，叫作“真人代歌”，也被称为“北歌”。后来南朝的统治者陈后主，还专门派宫女去学习这种“北歌”，在南朝的宴会中演奏，称为“代北”。这时候南北方的鼓吹乐不但都加入了“北歌”，而且还吸收了中原地区流行的吹乐器“筚篥”等少数民族乐器，因此，无论在曲调上还是在乐队编制上，都有了新的面貌。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约60首。“横吹曲”本来是北方少数民族在马上演奏的乐曲，因为用的乐器是军鼓和号角，所以称作“鼓角横吹曲”，这里指的是战歌。“梁鼓角横吹曲”并不是梁朝民歌，而是梁朝乐府机构保存下来的流传到南方的北朝乐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敕勒歌》《企喻歌》等。
《敕勒歌》就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首。高欢在晋阳病危时，曾挣扎着接见当时的权贵大臣们，让铁勒族将领斛律金演唱《敕勒歌》，高欢与之唱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不觉流下了眼泪。现在保存下来的《敕勒歌》的汉语歌词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只有27个字，但出色地描绘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受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影响，北朝的民歌也表现出粗犷质朴的风格。如《折杨柳歌辞》：“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地驱乐歌辞》：“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这种风格的情歌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南朝。
佛教虽然至晚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中国境内信奉佛教者一直数量非常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佛教在汉人的眼中还是一种异域胡人的宗教。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这与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曾有大臣进谏后赵的羯族统治者石虎，提出佛是胡神，不是中原皇帝所应信奉的，石虎的答复是：“我虽然现在统治着中原，但我本是出生在胡地的羯族，佛是胡神，不正是我应该敬奉的神吗？”当时的一些佛教高僧也注意到了统治者对待佛教态度的转变，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利用统治者的支持大力传教。南北朝时期的名僧释道安就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统治者的支持，佛教的广泛传播是非常困难的。在少数族统治者与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南北朝时代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宗教。北魏有寺院3万余处，僧尼近200万人。南朝虽然不及北朝发达，但后人也曾慨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的寺院又何止480处，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南朝的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2015所，到梁代则达到2846所。
随着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也逐渐出现了南北的差异。在南北朝后期，在南方开始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在后代的发展，使佛教最终完成了本土化过程，形成中国式佛教或者说汉传佛教、汉地佛教，直到今天仍是佛教最重要的分支。而北方的佛教更多地受到西域的影响，较多地保存了佛教初传入中国时的形态，其最大的特点是石窟造像。中国四大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出现在北朝。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分别位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和后期都城洛阳附近。
今天的大同，古时称平城，是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自398年北魏太武帝迁都平城后，这里作为北魏的都城共经历7帝96年。位于大同市区西16公里处武周山麓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452）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之间，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统治阶级的倡导扶持下，在北方兴起了一个开窟造像的热潮。龙门石窟，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山（伊阙）。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大规模在此开凿石窟，直至晚唐。历代帝王在龙门山阙口东西两山断崖所凿，共计有窟龛2100余座，题记3680种，造像97000余尊。保存了自北魏以来历代大量佛教艺术，通称龙门石窟，或龙门造像。
这时龙门石窟普遍出现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式的服装，呈现出划时代的特征和风格。至此，中国石窟艺术在造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石窟艺术的东方风格开始形成，出现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这种新的艺术风格普遍出现和形成于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诸石窟，所以称其为中原风格。
中原风格不仅可以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中看到，而且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人、元邵墓出土的陶俑、洛阳出土的北魏画像石棺、流落海外的宁懋石室和孝子画像石等中均能见到。
还应提到的是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共有泥塑、雕刻、绘画以及薄肉塑四种形式的飞天。虽然飞天的故乡在印度，但麦积山石窟的飞天却是中外文化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神仙融合而成的中国文化的飞天。她没有翅膀，她是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只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的美丽少女，是中国古代艺术家最具天才的杰作。同时，在壁画、雕塑中出现的舞蹈、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总体说来，北朝在军事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文化方面却明显落后于南朝。不仅南朝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优于北朝，就是思想、艺术、文学等方面，南朝也都明显地超越北朝。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意识到在文化方面远逊于南朝而做出的努力。孝文帝重用从南朝来投奔的文人士大夫，引进南朝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物，表现了拓跋鲜卑的统治者要在文化方面也胜过南朝的期盼。
在孝文帝改革期间，南北朝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差距日益缩小，已经出现了南北合流的趋势，但在文学、艺术、风俗等方面，文化上的南北朝却仍然如故。更为重要的是，孝文帝发展北朝文化的方法，不是吸纳汉文化的先进因素，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是强制鲜卑人全盘汉化，以丧失本族文化特色为代价，追求形成与南朝相同的文化并在层次上超越南朝。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会受到鲜卑人的抵抗，因而是行不通的。在北魏末期至东魏、西魏期间出现了对汉化趋势的反动，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孝文帝虽然4岁就登上了皇位，但年仅32岁就去世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显然还来不及完成他的文化改革工程。继任的北魏帝王们逐渐失去了对文化方面的关注，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奢靡的享乐，北朝的文化也就由孝文帝时走向全面汉化回归到其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成为与南朝文化相平行的另一种中国主流文化。当迁入黄河流域的北方各族没有融入汉族之中时，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尚可以理解为南方汉族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可是，在黄河流域各族与汉族融合以后，这种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就完全表现为汉文化自身的区域差异了。
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进入高潮，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使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长时间交汇，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趋于多元化。
随着诸多民族整合为新汉族的进程日益深化，汉胡交汇的效应逐渐充分释放。北朝文化的出现，对于后来北方民族的社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时今日，中国文化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些都应归功于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所作的贡献。由此南北两地共同发展，为后来隋朝统一，以及强大的盛唐王朝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璀璨绚烂的大唐文化。
南北朝的多元文化激荡，终于推出了气度恢宏且如史诗般壮丽的盛唐文化。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哪个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唐朝人在文化方面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人大量吸纳中国北方民族的文化以及来自西域和南亚的域外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开创了盛唐文明，谱写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最辉煌篇章。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隋唐制度有三个源头：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北魏、北齐这一源头，也就是一种深受鲜卑文化影响的制度文化。其实，唐代不仅在制度文化的层面是如此，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而这一切都与统治者开放的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王朝的皇室李氏是否出自鲜卑人固然尚无定论，但皇室深受鲜卑文化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这一点，宋代大学者朱熹早已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评价唐代皇室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也就是说，李氏家族受到北方民族风俗文化的影响，做出过许多在中原传统礼法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说，李氏家族的一些事情，按汉族传统礼法来看是失礼甚至是极其错误的，而按着鲜卑人的风俗却是非常正常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婚姻方面。
由于草原生活的艰辛，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是很难在草原上生活下去的，所以，北方民族普遍不存在丈夫死后妻子要为之守节不嫁的习俗，而是流行一种特殊的婚俗，学者们称之为“接续婚”或“转房婚”。所谓“接续”，是指丈夫去世后，妻子改嫁给丈夫的兄弟或者叔侄。就男方而言，是同一家族的男人接替娶同一个女子。甚至在父亲去世后，他的长子可以接着娶除自己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妾为妻。汉王朝与北方民族和亲时，也尊重北方民族的这种婚俗，下嫁的公主在丈夫去世后往往改嫁给继任的统治者，也就是她丈夫的其他妻子所生的儿子。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在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就曾改嫁给他的儿子，并与之生了两个女儿。这种婚姻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保证孤儿寡母的生存，也能增加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按中原汉族的礼法来看，唐朝皇族中多次出现乱伦之事，如李世民杀死其弟李元吉后，将李元吉之妻杨氏纳入宫中为妃；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在李世民去世后纳其才人武则天为昭仪，后来还封为皇后。但这些如果按北方民族的风俗来看，都属于正常的“接续婚”的范畴，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婚姻形态，根本与乱伦无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氏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之深。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跪吮李渊的乳头，这显然也是胡俗。
史书记载，北方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用北方民族称呼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来称呼唐太宗，唐朝君臣都不以为忤，如果不是唐朝君臣受北方民族文化影响很深，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宋代范祖禹就曾对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表示不满，认为唐太宗是“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法曲》中，对胡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着生动的描述：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元稹是唐代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世称“元白”，还将他排在白居易之前。但少为人知的是，元稹就是鲜卑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出自北魏皇室拓跋氏，后来按照北魏孝文帝改皇室拓跋氏为汉姓元的规定，这一支鲜卑人才改为姓元。元稹就是《西厢记》的男主角张生的原型。据说，元稹在23岁时遇到了年仅17岁的崔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成全了两个人的一段恋情。但不久后元稹赴长安应试，并另娶，崔莺莺最终也改嫁他人。在崔莺莺婚后，元稹还曾以表兄的身份前往拜见，但崔莺莺拒见元稹，而是赠诗一首：“自从销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元稹将自己这段经历写成《会真记》一书，成为后世《西厢记》的底本。
唐朝人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影响最明显的方面首推服饰。
唐朝的帽子同今时一样，依照季节的变化使用不同的面料，夏天人们常戴笠帽，而冬天常戴毡帽。毡帽最初是在北方民族中流行的帽子，用羊毛编织而成，百姓贵族通用。鲜卑人将毡帽带入中原，由于毡帽能够抵御风寒，所以在唐朝的北部地区十分流行。其中有一种能遮住耳朵的，称为压耳毡帽，多流行于平民和士兵当中。毡帽如果有檐，则称为毡笠。唐初的鲜卑族大臣长孙无忌曾用乌羊毛制成“浑脱毡帽”，很有气派，当时很多人都模仿他的样式制作，称为“赵公浑脱”（赵公是长孙无忌的爵号）。此外一些喜好打扮的人，在冬天还戴用貂皮制成的貂皮帽，这也是来自北方民族的习俗。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曾作过一幅名为《昭君入匈奴》画，画中的妇女戴着帷帽。《旧唐书》的作者认为，帷帽至隋代才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原本不是汉族人的服饰。帷帽的形制，我们今天可从考古资料中看到，其特点是帽的四周垂丝网，拖裙至颈部，既障风沙，又防窥视，这是承袭鲜卑长裙帽之形制演变而来的。但隋至唐初，却成为汉族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款式。到了玄宗开元年间，人们觉得帷帽有时遮挡住了面部，渐渐地弃置不用，但取代帷帽的也不是汉族传统帽子，而是另一种源自北方民族的帽子，即所谓胡帽。由于胡帽比较小，这样面部姿容就可以暴露出来。唐朝宫廷女性的着装特点是：身着华丽彩衣，靓装露脸、袒胸、窄袖，胡帽正符合她们对时尚的要求。
为适应游牧的马上生活与草原上寒冷的气候，北方各族的服饰虽然也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保暖效果较好的圆领窄袖袍服，与中原汉族传统的交领大袖袍服截然不同。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为加强赵国的军事实力，曾经实行过“胡服骑射”改革，“胡服”在赵国究竟流行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战国以后，中原各地肯定仍保持着汉族的传统服饰。直到鲜卑人入主中原以后，才将草原民族的服装带入中原地区。下至唐代，圆领窄袖袍服成为在中原汉族中极为流行的服装。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胡服”是这样解释的：“今时服也。”在他看来，所谓“时服”，就是唐朝人日常所穿服装。可见，唐代汉人的服装深受胡服的影响，这一点连唐人自己也感觉到了。
史书中谈到唐代妇女的“胡服”，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这似乎不够全面。就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唐代妇女着“胡服”的现象，早在唐初及唐前期就已经存在了。她们所穿的“胡服”，实际上就是北朝以来男子常穿之服，其特点是小袖袍、靴，这也是所谓的“女着男装”。
唐李凤墓（营建年代575年）壁画中，有一男装女侍，着圆领小袖袍、黑腰带、条文小口裤，双手捧物于胸前。唐房陵公主墓（营建年代673年）壁画中，有持花男装女侍。在唐李贤墓壁画中，有捧一方盒的侍女，亦是女着男装。这种开放的风气打破了儒教的男尊女卑的束缚，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唐代李爽墓（营建年代668年）壁画中，有一吹箫女伎，同样身着男装，小袖袍、黑腰带、条文小口裤，手执长箫，樱唇轻吐，姿态优美。这些唐墓壁画的人物很多是穿小袖袍的，从而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小袖袍的确是唐代早期最时兴、最通常的服装。
在壁画中还可看到另外的服饰——靴。也是在南北朝时代以后，受到鲜卑人的影响，中原汉族才开始习惯着靴。古代靴的样式与现代靴子相同，有长靿、短靿之分，长靿即今天的高筒靴，短靿即今天的短筒靴。隋唐时期不分男女贵贱，也不分胡汉华夷都经常穿用。当时的靴子因质地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皇帝所穿为“六合靴”，百官群僚有“乌皮靴”，宫廷贵族妇女多穿软地棉靿靴。
窄袖袍、革带、靴，三者合在一起构成典型的草原民族服饰，而这在唐初也是汉族中最流行的服饰。唐李寿墓（营建年代630年）壁画上：骑马侍卫二人，穿圆领小袖袍、革带、黑靴；骑马仪仗16人，皆着圆领小袖袍，苏带、小管裤、黑靴；整装待行侍者7人（其中一人为胡人），皆着圆领小袖袍、革带、小管裤；步行仪仗4人，列朝侍者8人，皆穿小袖袍、革带、黑靴。这是侍卫者的服饰。唐李贤墓（营建年代706年）壁画上的《狩猎出行图》，有40多个骑马狩猎者，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皆着小袖袍（或为圆领，或为翻领）、革带、皮靴。
唐初，甚至宫中的女子在出行时也多骑马、着靴，明显地受到草原民族妇女的影响，这种风俗在中国其他朝代是罕见的。
随着胡服传入中原的还有胡食，胡食在首都长安十分流行，《旧唐书》中甚至说，唐代长安“贵人御馔，仅供胡食”，上流社会的饮食习惯竟然完全地“胡化”了，达到仅享用胡食而抛弃汉族传统食品的程度。
胡食可以分饼、饭、酒三大类。饼主要有胡饼、烧饼、五福饼等，其中最流行的是胡饼；饭类包括胡麻饭、胡羹、胡麻羹、豆豉等；酒类最著名的有三勒浆、葡萄酒、龙膏酒。
唐代西域各民族到长安经营饮食业的很多，他们开设的酒肆，侍者多为胡女，故称胡姬酒肆。异域的美女、别具风味的饮食，还有助兴的胡姬歌舞，使这些酒店成为长安豪侠少年与风流文士常常光顾的地方。大诗人李白就是常客之一，他曾在《少年行》诗中写道：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代女性审美观也因受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纤瘦变为丰腴。唐代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勇敢、无拘无束的性格。
鲜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女人说了算，只有在战争中男子才拥有决策权。受鲜卑人这种风俗的影响，自北朝开始，中原汉族的妇女地位也处于上升之中，北方汉族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之下，唐初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而其他朝代尽管也存在女性掌握政权的现象，但都仅限于垂帘听政，无法走到前台。
因为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比较高，又出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代怕老婆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当数宰相房玄龄的夫人。唐太宗要赏给房玄龄美女，因为怕老婆，房玄龄死活不敢接受。唐太宗亲自开导房玄龄的妻子，但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唐太宗命人斟了一杯醋，谎称是毒酒，说：“如果你再坚持不肯，那就是违抗圣旨，抗旨者应喝毒酒死！”房玄龄的妻子听了，毫不犹豫，接过醋一饮而尽。唐太宗感叹道：“这夫人我见了尚且害怕，更何况房玄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吃醋”一词的来历。唐中宗惧怕韦皇后，正巧当时朝中的御史大夫裴谈也惧内，有一次宫廷宴会上，有位优人写了一首“回波词”当场演唱：“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皇后听了，重赏了这位艺人，唐中宗与裴谈也只能相对苦笑。
唐朝人甚至总结出怕老婆的理论，以自我解嘲：“怕老婆原因有三：刚刚结婚时，她相貌端庄美丽，如同活菩萨，哪能有人不怕菩萨呢？中年以后，生儿育女，她越来越像母老虎，哪能有人不怕老虎呢？等到她年老的时候，脸上皱纹成堆，如同鸠盘荼鬼，哪能有人不怕鬼呢？”
受北方民族“妇贞而女淫”风俗的影响，唐代对女子婚前的贞节问题也不是很重视。像崔莺莺那样，在婚前已经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其故事还被前男友写成书广为流传的事，若是换作其他朝代，恐怕很难不受歧视地嫁出去，其丈夫也绝不会允许元稹来登门拜访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社会风气的确与众不同。
唐代胡乐也比较流行，所谓“胡乐”，指的是西域地区的音乐，包括乐曲、歌舞等。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将西域胡乐大量引入中原地区，使之在汉族中流行开来。入唐后，胡乐更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成为一时风尚。胡乐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唐乐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与异域音乐特别是与胡乐融合的结果。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唐朝宫廷音乐分为雅乐、清乐、燕（宴）乐三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奏乐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唐代雅乐也并非纯“雅”，其中杂糅了胡乐的成分。唐朝最初确定雅乐时，“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用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可见唐代雅乐从一开始就是胡汉兼采的。唐朝自创的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和《上元舞》，也是胡汉音乐融合的产物。唐玄宗时最有名的《霓裳羽衣曲》也是根据胡乐改编的。
随着胡乐的流行，胡乐在河西走廊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乐种——“胡部新声”，与龟兹乐并列。天宝年间，“胡部新声”又由河西传入长安，最终有了王建《凉州行》中所描述的“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局面。
在娱乐方面，唐代长安的胡化倾向也很明显，如打波罗球戏、元夜燃灯等，都是具有胡化特征的唐代娱乐方式。波罗球戏又名“击鞠”，唐时俗称打球。波罗球源自波斯，盛行于中亚，唐太宗时首先传入中原。元夜燃灯也是受西域礼佛习惯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节日娱乐风俗。《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载，印度等地“每年至佛大神变月……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于唐国当正月十五，于此之时，放光雨花，大起深信”。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两夜，长安悬灯结彩，举行大规模的礼佛祈福活动。元宵节点灯放焰火的风俗沿袭至今。
在唐代，鲜卑人还保持着辫发的风俗。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唐太宗让大臣们作诗互相嘲讽取乐，大书法家欧阳询嘲讽唐太宗的妻兄长孙无忌的诗是这样的：“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所谓“索头连背暖”，是指长孙无忌按鲜卑人的习惯辫发垂于后背，故欧阳询嘲笑长孙无忌，说他的辫子连背部的保暖问题也解决了。漫裆，又作“缦裆”，即不开裆的裤，也就是满裆裤，生长于马背之上的游牧民族的裤子都是满裆裤，而中原汉族则不是如此。从欧阳询将此作为长孙无忌的特点进行描述来看，至少在唐初，穿满裆裤的风气在汉族中并不普遍。此后汉族中流行满裆裤，当与受鲜卑人的影响有关。
鲜卑人对中原汉人风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鲜卑人也在更多的层面上吸纳着汉族文化，使鲜卑人与汉人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并随着文化的趋同出现了认知心理方面的趋同。最终，鲜卑人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