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周灭亡后，曾经在东西万里地域内先后建立过十几个政权的鲜卑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鲜卑人的文化却在冲突中逐渐融入汉文化，使得随后的隋唐帝国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雍容璀璨的盛唐气象正是“毛毳腥膻满咸洛”的最佳结局。
在鲜卑人自己的政权灭亡以后，作为一个民族，鲜卑人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久居中原与汉族杂处，他们慢慢地与汉族融为一体。除慕容、长孙、独孤这样明显的鲜卑姓氏之外，似乎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标志性的文化因素，就是这些鲜卑人的姓氏也演变为典型的汉族复姓。但如果我们认真解析继鲜卑人之后兴起的盛唐王朝，则会发现，鲜卑人已经在盛唐文明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鲜卑人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文化融入汉族文明，推动着中原文明的进步。中华文明历五千年绵延不绝，与其能不断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新鲜血液的补充有着直接关系。
鲜卑人不仅在文化上影响了盛唐，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唐皇室明显具有鲜卑人血统，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王朝，竟是鲜卑人与汉族的混血家族建立的。
按照正史中的说法，唐王朝的皇室李氏家族出自陇西，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李渊的七世祖李暠，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割据河西的西凉政权的创立者。在最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四大名门世家为崔、卢、李、郑，但其中的“李”姓指的是赵郡李氏，而不是陇西李氏。为抬高自己的门第，在唐朝初年，皇室也曾一度自称出于赵郡李氏。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的先世要么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要么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但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赵郡李氏的显著支派的活动范围，不出原常山郡，其微弱支派也有在巨鹿居住的，但都与陇西没有关系。
据说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可是世家大族重视的是文官而非武将，将家世追溯到抗击匈奴一辈子也未能获得封侯的李广，不见得能给李氏增加什么光彩。
来自陇西的李氏并不是传统的世家大族，即使在其夺取帝位以后，在老牌世家的眼中也还只是一个“暴发户”。这些魏晋以来的名门望族甚至以与李唐皇室通婚为耻辱。为了弥补自家出身低的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大臣高士廉、韦挺等人重新排定全国世家大族的等级，写成《氏族志》一书。高士廉等人没有明白李世民的用意，在书的初稿中，还是将山东世族黄门侍郎崔干定为第一等。李世民看过后大为不满，对高士廉等人说：“我现在要重新确定族姓等级，目的是要提高当朝官员的社会地位，为何还要把崔氏列为第一！现在确定等级，不必考虑各家族几代以前的门第，只以现在的官职高下作为划定等级的依据。”高士廉等人虽对原书进行了修改，将皇族陇西李氏列为第一，后族长孙氏列为第二，但还是不得不把崔氏列为第三。
但这种事需要社会至少是世家大族的普遍认同，并不是皇帝的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的。李世民新刊定的《氏族志》，传统的高门大族都不屑一顾，他们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心中仍旧蔑视陇西李氏。
为改变这种状况，皇室不得不下功夫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富有号召力的祖先。于是，李氏将其始祖由李暠上溯到李广，再上溯到先秦道家学派的始祖、后来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李耳，宣称唐高祖李渊是李耳的五十六代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耳的五十七代孙。
在中国的姓氏发展史中，李姓的历史并不十分古老，其出现不会早于周代。《姓解》即说：“周之前未见李氏。”传说老子的母亲怀胎长达81年，最后在李树下割左腑而生老子。如果将在母腹中的时间记入其年龄的话，老子出生时就已经81岁了，所以传说老子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传说中没有提到老子的父母是谁，只是说他“生而指李树，故为李姓”。如此看来，在老子之前是没有“李”这个姓的。
可是《史记》中明确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也就是今河南鹿邑县人，他的后裔何时迁入陇西成纪却又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关于李姓的起源还有另一个传说。东夷族首领皋陶，曾在尧、舜时代担任大理之职（掌管刑法的官），于是以官名为姓氏，称“理”氏。因为在古字中“理”与“李”相通，所以后来改写为李氏。但是，李家是不可能将始祖上溯到东夷人皋陶的，编造家谱本来是为了炫耀门第，如果反而由此将自己归入“夷狄”之流，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李家也只能将老子拉来作为本家族的始祖了。
改认祖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李渊开始经过了六代皇帝，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才正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唐玄宗下诏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并宣布李暠的后裔都被视为李唐的宗室皇亲。始祖李耳、世居陇西，也就成为李唐皇室家谱的正统说法。目前已经发现的李唐宗室的墓志，如：淮安靖王李寿、虢王李凤、越王李贞、汝南公主李字、长乐公主李丽质、永泰公主李仙蕙、懿德太子李重润、潞王李贤、云麾将军李思训，这些人的墓志上都称其是“陇西狄道人”，可见这种编造的家谱已经成为李唐宗室对外的统一口径。
不仅李唐皇室自称陇西李氏，在整个唐代，凡是李姓，要显示其门第的高贵，也都要假称为陇西李氏，以便与皇室拉上关系，成为“皇亲宗室”。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以至有些来自天竺、大食、波斯的外国人的后裔，在被赐姓李氏之后，也都想办法攀附陇西李氏。
按照李唐皇室的正统说法，西凉李暠共有10个儿子，其中李歆（字士业）为西凉后主，也就是唐皇室的祖先。
照这样看来，李冲与李熙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血统十分接近。在北魏太和年间，李冲宗族十分显贵，当时的世家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他们一系为陇西显贵望族，但他们并不承认李熙这一族是同族兄弟。由此看来，李唐皇室自称是西凉李暠之后，虽然这个门第不够辉煌，但很可能也是冒充的。
另外，陈寅恪先生发现，李熙的父亲李重耳的经历，与史书中记载的李初古拔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很可能李重耳就是李初古拔，也就是说，李唐王室可能是李初古拔的后裔，而不是西凉李暠的后裔。
自李熙之孙李虎开始，李唐皇室祖先的事迹才开始清楚起来。李虎，字文彬，陇西成纪人，曾是北周宇文泰手下大将，后被封为柱国大将军、太尉、尚书左仆射、陇西郡公，并赐姓大野氏。至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执政时，允许其复姓李。李虎生有八子，李昺为小儿子，这就是李渊之父，李世民的祖父。
可是，如果李唐皇室不是出自陇西李氏，他们究竟是出自何族呢？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唐代僧人法琳曾当着李世民的面，对李家出自老子、属于陇西李氏的说法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法琳明确指出，唐皇室的李氏不是出自老子，也不是陇西李氏，而是拓跋达阇改汉姓的产物，李家是拓跋达阇的后裔。由此看来，李家祖上竟是鲜卑人，其鲜卑语的姓氏为拓跋，与北魏皇室同姓。如果此说成立，我们倒可以将唐王朝看成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的复兴了。
我们在史书中还可以发现，李渊的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摩”，显然，这些都不是汉语名字。如果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对的，李氏始祖真的是李初古拔的话，这也不是汉语名字。这无疑提醒我们，法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否则他也不会当着皇帝的面指斥皇族出自鲜卑人，这毕竟是要冒被杀头的风险的。
如果真如法琳所说，李氏出自鲜卑人，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就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北周不再是鲜卑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此后鲜卑人不仅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还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以前，除了明王朝统治下的267年时间，主宰中国政坛的都是北方民族。
当然，说李唐皇室出自鲜卑人，目前还只是部分历史学家的推测，远不足以形成定论，需要继续研究。但说李唐皇室具有鲜卑人的血统，则是无可置疑的。
李世民的祖父李昺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名将独孤信的女儿。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人，祖籍云中。其祖先伏留屯曾任部落大人，到独孤信的祖父俟尼时，举部迁往武川。俟尼去世后，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继任部落酋长，其妻费连氏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之家。独孤信相貌俊美，精于骑射。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独孤信归属西魏，因战功受封为八大柱国之一，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
独孤信共有六子七女。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生周宣帝；小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生隋炀帝杨广；四女儿就是李昺的妻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因为他的女儿中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是不同朝代的皇后，还各自都有儿子继承了皇位，独孤信也被称为“三朝国丈”“中国第一岳父”。
李世民的外祖父窦毅也是鲜卑人，在北周为八大柱国之一。窦氏是其汉姓，其鲜卑语的姓氏为纥豆陵氏。李世民的外祖母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宇文氏，而建立北周的宇文氏被认为出自东部鲜卑三部之一的宇文部，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在北魏统治期间，他们已经被视为鲜卑人了。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与李渊的婚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比武招亲。窦毅让人在家门上画了两只孔雀，谁能在百步外射两箭，每箭射中一只孔雀的眼睛，就招谁做女婿。结果是，前来应试的几十人中，只有李渊两箭都射中了。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其父系血统是否出自鲜卑人姑且不论，就其母系而言，他至少存在一半的鲜卑族血统。而唐代最伟大的君主李世民，其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位当中，除祖父的族属难以确定之外，其他三位都肯定是鲜卑人，李世民的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的鲜卑族血统。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是鲜卑人，可以肯定，在李唐的前三位皇帝中，鲜卑族的血统在逐渐增强。
李氏至少到李世民的时代，还保有许多北方民族的风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小字就叫“三胡”。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毕生最大的愿望竟是到蒙古草原上去过游牧人的生活，不知是不是因为在他的身上至多也只有八分之一汉族血统的缘故。李氏家族的一些成员在相貌上也与北方民族的相貌特征接近，其中最典型的是李渊的曾孙——滕王李涉。
也许，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唐代辉煌的文明、开放的社会，不能说与李氏复杂的族属没有任何关系。
早在黄河流域出现国家以前，这里就已经形成了东西对峙竞相发展的区域格局。傅斯年指出，夏王朝建立以前，黄河流域主要是华夏族系与东夷族系的东西对立，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东西”。中国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这两大族系进行整合的结果。但东西对峙的区域格局并未随着国家的出现而消失。夏代由来自西方华夏的族群建立，取代夏的则是发源于东方的商，西周的建立者无疑来自西部，并且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
发展至战国时代，秦国与山东六国的对峙，是东西两大区域对抗的最好体现，在秦南下攻取巴、蜀之后，这种东西对峙的区域格局不仅更加明显，而且由黄河流域向南发展，涵盖了长江流域。统一中国的秦王朝来自西部，而取代秦朝的汉王朝的建立者则兴起于东方。我们可以说，东西对峙是自中国文明初曙持续至汉代的中国区域格局的最大特点。
但自汉代以后，这种格局逐渐向南北对抗转变，至439年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对峙，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区域格局彻底由东西对峙转为南北对抗。
东晋避乱南迁之后，以汉族传统文化改造江南地区的土著文化，在江南延续着汉王朝的传统，虽然也有发展和变化，但主流是继承。来自蒙古草原以及东北、西北各地的少数族迁入黄河流域，对这一片孕育汉文化的土地构成文化上的冲击，使之具有少数民族化的趋势。拓跋鲜卑入主黄河流域之后，鲜卑诸部逐渐整合，形成统一的鲜卑民族，这对北方草原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草原文化在融入中原文化，也在改造着中原文化。
在汉王朝灭亡以后，由于南北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主流文化出现分裂，南方与北方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几经演变，但都一直传承到今天，以至于在今天，中国文化仍然存在南北方的差异。可以说，鲜卑人在建立起政治上的北朝的同时，也发展出文化上的北朝，而其在文化上的影响远比其在政治上的影响深远。隋唐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却对文化上的南北朝无能为力。
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些强制鲜卑人汉化的内容。孝文帝不仅提倡鲜卑人与汉族通婚，而且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说汉语，改用汉姓。孝文帝率先垂范，将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汉姓“元”，自己改名为元宏。对于不能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的鲜卑族官员，甚至要受到降职的处分。孝文帝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准迁葬北方。很多人认为，经过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迅速汉化了。实际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究竟成效如何，是值得我们考察的。可以肯定，在北魏末年至东魏、西魏时代，鲜卑人的汉化过程曾出现反弹现象，孝文帝禁止的东西再次复兴。
仅就鲜卑语而言，在孝文帝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黄河流域的一种通用语言。北齐的实际缔造者高欢，在向部队训话时就常常使用鲜卑语。颜之推提到，北齐的一位汉族士大夫曾经对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年已十七了，通晓诗书，我要请人教她鲜卑语和弹琵琶，只要她学会这两样，去侍奉公卿大臣，会无人不爱的。”隋至唐初，还流传着十几种教人学习鲜卑语的书籍，可见上述事例并不是个别现象。
不仅进入中原的鲜卑人仍旧讲鲜卑语，许多汉人也学习鲜卑语。由于南方汉语受吴语、越语的影响，北方汉语受包括鲜卑语在内的草原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南北方言差异开始变得非常明显。此外还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北方士大夫与平民间不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异，而南方的士大夫与平民却使用不同的汉语方言。
在北魏末期以及东魏、西魏时代，鲜卑人还出现了一个复姓的热潮。从前在孝文帝的强制下改为汉姓的鲜卑人，现在纷纷将姓氏改回鲜卑复姓。不仅如此，开创北周的宇文泰还有一个新的发明，赐有功的汉族将领们鲜卑姓，后来建立隋朝的杨氏，在此时就曾被赐姓普六茹氏，因此，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被称为普六茹坚。
在饮食上，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受鲜卑人影响，也喜欢吃羊肉，饮酪浆；而南方的汉族则保持着食唯稻鱼的传统，普遍喜爱饮茶。南齐名士王肃初到洛阳时，吃不惯羊肉，喝不惯酪浆，仍按南方生活习惯，“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北方人见王肃一杯接一杯地饮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漏卮”，意思是没有底的杯子。几年后，王肃习惯了北方生活，也开始吃奶粥和羊肉，当被问及羊肉和鲫鱼、酪浆与茶水哪个更好时，王肃说：“羊为陆地之最，鱼乃水族之珍，各有千秋。只是茶叶比不过酪浆，只能算酪浆的奴仆。”王肃的这段评价流传很广，从此茶也被称为“酪奴”。
有趣的是，王肃的祖先，东晋著名宰相王导，在初从北方迁到南方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奶制品的。《世说新语》一书记载，王导曾经招待来拜访他的陆玩吃酪。陆玩出自东吴四大姓中的陆氏，是典型的南方人，吃不惯酪，当天夜里难受了一宿，在第二天他给王导的信中说：“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这在南朝被一直传为笑谈。王家带着北方民族的饮食风俗南迁，到带着南方汉人的饮食风俗北迁，重新习惯于北方民族的饮食，这一过程深刻地揭示出南北饮食文化的差异。
北魏首都洛阳城内的归正里，俗称吴人坊，居住的多是南方迁来的汉人，由于这些汉人多保持着南方的生活习惯，归正里卖水产品的特别多，因而被北方汉人贬称为“鱼鳖市”。
北方受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几乎人人都会骑马，很多汉人也精于骑射。南方汉人出行则一律坐车。周弘正因为常常骑马，被评价为“放达”。南方人官至尚书郎如果出行骑马，就会受到弹劾。很多人根本不会骑马，甚至有的人听到马叫都吓得要死，说：“这不是虎么，怎么说是马。”因为骑马，北方汉人逐渐接受了鲜卑人的服饰，习惯穿窄袖圆领的袍服；由于乘车，南方汉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仍保持着宽衣博带的装束，习惯穿大袖交领的袍服。
鲜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也影响到黄河流域的汉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对南北方汉族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做过比较：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所谓“妇持门户”，就是女人当家。受鲜卑人的影响，这在北方汉人中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南方汉人中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南北方的学术取向在南北朝时期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在南、在北，儒家经学仍旧是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但北方的儒学更多地继承了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重视为儒家经典作注疏，而南方最流行的则是新兴起的玄学，以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家学说，有道家与儒家相结合的趋势，非常重视清谈。北方无论在文学还是在史学方面，都受北方民族的影响，表现出质朴粗犷的特点，而南方在沈约、王融等人发明四声以后，音韵格律更为精严，诗歌与骈体文的艺术成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朝以长于文学著称，南朝的徐陵出使北朝时，魏收向他赠送了自己的文集，希望徐陵可以带回去，在南朝流传，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可是在渡江的时候，徐陵却将魏收的文集抛入长江之中。随从们问徐陵为什么要这么做，徐陵的答复是：“我是要为魏收藏拙。”这虽然含有南朝文人蔑视北方文人的成分，但北方文学水平不如南朝，于此亦可见一斑。我们对比一下魏收所著《魏书》和南朝沈约所著《宋书》，自然不难看出，如论文辞的华美，前者显然远不及后者。
对于南北方学术的差异，古人已经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应该说这种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
北方的粗犷不仅表现于文学方面，在书法方面也有所表现。南北朝时期，书法明显分裂为南北两派，清代大学者阮元早已精辟地归纳为“北碑南帖”。北方最精美的书法作品往往都是碑刻，而南方最精美的书法作品则大多是尺牍。北派书法，继承了汉隶的遗风，笔法古拙劲正，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楷书；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行书。如果说南北两派的代表作，则南方是梁朝的《鹤铭》，北方是北魏的《郑文公碑》。总体来说，北书刚强，南书蕴藉。
随着北方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大量本族或外族的音乐。北朝的舞曲不仅受到以鲜卑音乐为代表的北方民族音乐的影响，也受到来自西域的域外音乐的影响。在舞蹈方面，北朝虽然是华戎兼采，但占主要地位的是北方民族的舞蹈。北朝也有自己的创造，周武帝平齐，作《永安乐》，“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所谓“犹作羌胡状”，说明北朝的舞蹈受“羌胡”音乐舞蹈影响很深。
在北朝，有故事情节的歌舞逐渐流行，《旧唐书·音乐志》列述的那时最主要的歌舞戏，有《代面》《踏摇娘》等。
《代面》又称为《兰陵王入阵式》。传说北齐的兰陵王高长恭勇武善战，但因貌美少威，所以每次作战，都戴上形状狰狞的假面具，令敌人望而生畏。歌舞表演时扮演者着紫衣，束金腰带，执鞭戴面具，作“指挥击刺之容”。《踏摇娘》也产生于北齐，说的是当时有一姓苏的平民常酗酒嗜饮，每逢醉后就打妻子，他的妻子愤怨不已地向邻里哭诉。表演时由男人着女人衣服，边歌边舞入场向人们诉苦。每唱一段，旁观的人合着舞蹈节奏齐声和唱：“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之后有扮演丈夫者入场，两人做殴斗状。显然，这是一出逗人笑乐的讽刺性喜剧。这几种民间歌舞表演，只有笛、拍板、腰鼓、两仗鼓伴奏，但已结合了歌舞、人物装扮和故事情节，表演中有化装、帮腔、换场，已经是戏曲的雏形了。
从龙门石窟的造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4种当时的乐器，其中以笛、笙、排箫、鸡娄鼓、筝、阮、铜钹等乐器为多，说明这些乐器在当时社会上已普遍流行。北朝流行的14种乐器中，有8种是传统乐器，其余6种为新传入的乐器。当时最为流行的乐器有7种，其中民族乐器5种，其余两种为新输入的域外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