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夫妇侵吞巨额美元公债,昔日风光无限的两人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各派系人人骂之。在经济领域的不作为不改革,在金钱问题上的极度贪婪,使蒋介石决心要换下这个跟了自己十年的财政部长。
面对党内咄咄逼人的打击和人民大众的谩骂,孔祥熙、宋霭龄夫妇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下台后的孔氏夫妇只能怀着复杂的心情落寞地离开中国,飞赴异国,最终魂飘他乡。
陪夫参加就职十周年纪念庆典
与夫人宋霭龄联手策划侵吞美元公债之后,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迎来了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十周年纪念庆典。
1943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孔氏夫妇贪污舞弊、中饱私囊的行为越发猖狂,惹来党内无数抗议声。蒋介石认为孔祥熙的行为无异于趁火打劫,如此下去,恐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会受到影响。蒋在日记里曾多次表露痛恨孔氏行为的心情。
让蒋介石更加难堪的是,在财政紧张的关头,孔祥熙还大搞纪念庆典,让党内同行耻笑。蒋介石并不知道,这个庆典其实是由宋霭龄一手策划的,她希望丈夫能借庆典之机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顺便看看党内有哪些人还值得继续信任。
蒋介石想,既然宋霭龄想借此提高孔祥熙的声誉,消除倒孔风波,那么何不借机打击一下孔祥熙呢?与此同时,他也想看看党内其他政要对孔祥熙的看法和态度。
于是,蒋介石决定参加孔部长的纪念会,还特意交代秘书陈布雷准备发言稿。蒋介石当时正准备参加当月月底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本就十分繁重,这时他还去参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会议,党内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
尽管如此,在得知蒋介石要参加孔部长的任职纪念庆典后,人们纷纷来捧场。在庆典上,蒋介石率先发言,这样“歌颂”了孔祥熙一番: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来战之先,为战之血,革法圄法,实惟至汗。文战之时,肆应益劳,排除万难,虽免夕朝。冉二十载,鬓发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下关民力,上计帮储。自强不息,日居月诸。
总体看上去,这篇颂词还是肯定了孔祥熙的贡献。随后,发言的高级官员大多跟着蒋介石稿子的调子走,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先后发言,大多是溢美之词。
何应钦发言:
战争开始时,敌人根据我国当时经济与武力情况,估量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不料后来在财政方面意外坚强。财政部在孔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中国抗战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表面看来是前方将士浴血牺牲的结果,殊不知财政实为重要因素。……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兼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宋子文发言:
本人以往也曾把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
孔祥熙听到大家对自己赞誉有加,不禁暗自高兴,宋霭龄这时却有些担心了。她隐隐感觉到,一个财政部长的就职纪念庆典搞得比国际庆典还要奢华,终究不是件好事。她悄悄地跟坐在身边的孔祥熙交代,稍后发言的时候,一定要能低调就低调,免得惹上麻烦。但是,正在兴头上的孔祥熙已被眼前这一批人的热捧所感染,哪里还低调得起来?众人发言完毕后,他上台讲话,列举了自己就职财政部长十年来为国家财政所做的一切贡献,并不忘说自己今天能取得这些成就全仰仗蒋介石的英明领导以及同仁的大力支持。
孔祥熙讲完话后,蒋介石带头鼓掌,庆典活动达到高潮,各政要大员纷纷上前祝贺,并送上贺礼,孔祥熙高兴地一一接受,宋霭龄却预感着某种不祥之兆正在降临。
宋霭龄背负“莫须有”罪名
当了十年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暴富后,难免遭到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眼红嫉妒,一旦有了机会,各种形式的攻击就接踵而至。
这些妒忌的声音中,最积极的要数中统“CC系”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另外,在孔祥熙眼里,军统特务首领戴笠也是一个跟自己对着干的人,很难对付。在国民党内部,表面上看去,大家都相安无事,但是在背地里,各派系之间玩手段、通过打击排挤对方来维护既得利益的勾当数不胜数。
为使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组织力量战胜日本法西斯,以及决定战后对日本的处置,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美英中三国召开首脑会议。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出席,这使得英国首相丘吉尔颇为不满。但丘吉尔碍于宋美龄在美国的影响力,并未表现出来,两人还不时地说说笑笑。
尼罗河畔,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四人一字排开,在礼宾官员的安排下留下了一张有意思的三国首脑合影。
随着照片被各大报社发往世界各地,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宋美龄和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重庆正在酝酿着一次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政变。
倒蒋政变事出有因,并非临时发起。早在1939年的重庆中央陆军学院,以青年军官王凤起为代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少壮派军人,因对当局强烈不满,便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试图在中国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挽救”中国。
倒蒋政变的工作一直悄悄准备着,还得到了在华美国准将廷伯曼的支持,廷伯曼把这一重要消息告知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虽然表面上没有答应,但是联邦调查局显然对这个阴谋很感兴趣。加上之前蒋介石和美国中将、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军事领导权上的冲突,美国政府采取了任其发展的态度。
青年军官认为,此次蒋介石夫妇出访开罗,无疑是倒蒋的最佳时机。他们把动手的日期定在西安事变的纪念日,让老蒋不能回国,或者即便回国也要面临被赶下台的事实。然而,这些秘密计划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
军统特务首领戴笠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后,联合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立即采取了相关措施,封锁相关消息,悄悄地做好相关布局,准备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就在蒋介石离开重庆后的第三天,准备发动政变的军官们组织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谋商议最后的政变实施,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秘密早已外泄,他们所有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结束开罗会议回到重庆后,戴笠马上跟他汇报了详细情况。蒋介石震怒,命令戴笠彻查此事,一定要揪出主使人。如果有主使人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军官王凤起以及他的长官,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正是在陈诚的默许下,王凤起密谋倒蒋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地展开。作为蒋介石的爱将,陈诚表面上对蒋介石一直恭恭敬敬。他当时的想法是,倒蒋成功了,功劳簿上有他一份;失败了,他也并未参与,一切跟己无关。聪明的陈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静观事态的发展。
最终,倒蒋举事失败,戴笠要审问王凤起之前,陈诚故意派人提前将王凤起调审,并向王凤起许诺日后可以解救他,其实他怕的是王凤起将他供出来。正因如此,王凤起在戴笠的审问下并没有将陈诚供出来。因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保住了这些青年将校团核心成员的性命。
戴笠一向唯恐天下不乱,作为军统特务头目的他,阴险狡诈,杀人如麻,平时就喜欢派系争斗,被称作“中国的盖世太保”。倒蒋事件发生后,好大喜功的戴笠并没有就此放弃打击仇敌的机会,想把陈诚拉下马,于是将矛头对准了此前一直看不惯的孔氏夫妇。
失势之人最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也最容易被击中。就这样,宋霭龄顶替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戴笠和同样对孔祥熙有微词的陈氏二兄弟旁敲侧击地在蒋介石耳边提示,这次政权的真正策划者很可能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人,并有意无意地点到了宋霭龄。
一提到宋霭龄,蒋介石猛然一惊,还真起了疑心。因为在蒋介石看来,这次政变必定有自己家族和政权内部的要人参加,而正处于失势状态下的宋霭龄很可能孤注一掷,况且这样的事情宋霭龄完全做得出来。
戴笠和二陈兄弟添油加醋地述说了一番宋霭龄如何影响和控制孔祥熙参政揽权。为了证实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蒋介石又找来了宋子文。宋子文对孔祥熙一直不满,同时对姐姐的压制也充满仇恨,他也表示孔氏夫妇有“重大嫌疑”。
这样一来,蒋介石对宋霭龄的疑心更重了,加之夫人宋美龄屡次插手干涉政治,也使得老蒋深深怀疑这背后的始作俑者便是宋霭龄。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控制自己的力量,此时正是个好机会。
考虑到还处于战时状态,家族内部的阴谋以及可能导致的丑闻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同时,蒋还考虑到家族的面子问题,严令戴笠和二陈保守秘密,不准向外界透露一个字,一切问题由自己来处理。戴笠和二陈只是秘密处决了十几名最有晋升希望的青年军官。
蒋介石交代完这一切后,直接去找宋霭龄。宋霭龄见蒋介石忽然来访,心中一惊,揣测一定没什么好事。果然,她的猜测很快被证实是正确的。蒋介石借口说夫人宋美龄身体一直不好,需要到美国疗养一段时间,有亲人陪同去最好。但是他因为国事繁忙无法成行,而宋霭龄作为宋家大姐,办事能力较强,由她陪同宋美龄一起去最为适宜。另外,他还让孔祥熙也一起过去考察美国的实业,讨一些债务。
蒋介石此举,聪明的宋霭龄怎能看不出来?老蒋这招实在是狠:第一,在国家抗战的紧要关头,老蒋将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支开考察实业,本身就极不符合情理。趁此机会将孔氏掀翻下台才是老蒋的初衷所在;第二,支走宋美龄,以免因家族亲情干预内政。
后来,有人向宋霭龄通风报信,说重庆前一段时间秘密处决了一批高级军官,上面调查这事和她有关。宋霭龄这才知道,这个倒蒋“莫须有”的帽子老蒋是给她戴定了。无论宋霭龄多么强大和聪慧,她毕竟是个女人,面对蒋介石这样的劲敌,她也会害怕、软弱、无助,她第一次哭了。
家族内部的争斗虽然可以被铁幕遮住,但是不可能没有一点迹象外露。驻守在重庆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就曾发过报道,称重庆阴谋密布,“是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多方夹击下,孔氏垮台
1944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会去国外度长假。
所有一切都表明,孔氏夫妇已经失宠。宋霭龄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于是,宋霭龄决定趁蒋介石还未正式对孔祥熙摊牌之前,借出国的机会,赶紧把国内的巨额资金转移出去。
和孔祥熙商量后,宋霭龄决定将资产转移到美国银行,但又考虑到美国与中国联系频繁,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安全的因素。于是,他们又拿出部分资产存入南美的巴西银行。因中国和南美交流不多,宋霭龄认为钱放在那里会比较安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霭龄可以将这笔钱投资到巴西矿产的开发中去。这个爱钱如命的女人,在逃亡之际都没有忘记她的钱罐子。
就在孔祥熙夫妇加紧转移财产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倒孔行动也变得公开化明朗化。在蒋介石的安排和授意之下,在一次例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上,中统二陈兄弟率先发难,他们在发言中暗示权力太过集中的不利,含沙射影地将矛头直指孔祥熙。孔祥熙偷偷瞄了眼蒋介石,蒋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肃表情。但是他感觉到了,蒋这次是带着杀气来的,是时候该主动辞职了。
这样的会议让孔祥熙如坐针毡,终于轮到他发言了,面对压抑的会场气氛,他冷汗直冒,稍微镇定了一下后,他对着端坐在会场前排中央的蒋介石说道:“鄙人才疏学浅,本是委员长赏识,能为党国贡献绵薄之力,如有贻误,本人愿承当责任。为了国家大计,我请求委员长恩准,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之职。”
孔祥熙说完这番话,安静的会场发出低低的议论声。蒋介石对此似乎早已料到,轮到他作总结的时候,不忘继续夸奖了孔祥熙一番,给了孔不少面子,但还是接受了孔的辞职申请。为了表示民主,蒋介石还“特意”询问了在场的人,对孔部长的辞职有没有异议。会场鸦雀无声,这样的状况下当然不会有人再有异议。随后,蒋介石提议让宋子文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原财政部政务次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大家一致同意,全票通过。
就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职位一事,重庆《中央日报》寥寥几笔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孔就依照蒋介石的意思,飞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夫人宋霭龄和宋美龄一同飞往巴西疗养。
1944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的表现深表不满,他随即将史迪威将军晋升为上将,要求蒋介石迅速让史迪威统率中美所有军队,遏制日军的继续深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将兵权交出,但如果拒绝罗斯福的建议,国民政府可能会失去美国政府的支持。
这又勾起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不满。一年前,他本就准备将史迪威撤走,但由于史迪威控制着援华物资,宋霭龄不愿意看到丈夫的对手宋子文替换史迪威,所以横插一脚,亲自调解蒋史冲突,将史迪威留了下来。
蒋介石越想越生气,于是做出了抛弃孔祥熙的决定。孔祥熙原本想参加完会议后如期回国,却被蒋介石给“摁”住了。他给了孔祥熙一个私人驻美代表的职位,让孔专职在美负责游说美国军政界放弃支持史迪威。
孔祥熙接到这个尴尬的命令后,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能服从。就这样,孔祥熙被“流放”在了美国。
在巴西的宋霭龄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明白了蒋介石此举是对丈夫职务的一种变相罢免,事情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更加坚定了她在巴西投资产业的决心。宋美龄在巴西就医期间,宋霭龄多次与巴西政坛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瓦加斯接触,商讨在巴投资计划。除了在圣保罗投资之外,她还进一步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南美各地银行存入巨款。
蒋介石当时正在重庆对国民党政府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在11月19日的国民党会议上,蒋介石正式宣布财政部、军政部、教育部、内政部新的人事决定,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自抗战以来第一次人事大革新,俞鸿钧正式接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一职。
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这段日子,对于宋霭龄和孔祥熙来说简直就是煎熬。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吩咐宋美龄主要负责对美关系等外交问题,并没有让其插手孔氏家族的内部问题,这样一来,在蒋介石身边很难找到可以帮孔氏家族说话的人了。随着宋子文地位的逐渐恢复,孔祥熙更是没了机会,宋霭龄再也无法招架倒孔风潮。
1945年7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会上,一批人抛出了孔祥熙夫妇鲸吞美元公债的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彻查。另一批人联合宋子文及政学系力量,共同提出罢免孔祥熙中常委与行政院副院长等党内外职务。不久,又不断有人举报孔祥熙,检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爱国民主人士马寅初不断质问蒋介石政府关于孔祥熙贪污侵吞公债的行为。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只好委任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等人查办。当时仍在美国讨要国债的孔祥熙利用其最后的影响力为蒋介石讨回了1亿多美元的垫款,作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准备基金。蒋介石也许正是看到孔祥熙为打内战帮了忙,关于侵吞美元公债一事最后不了了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批判大会,也算是蒋介石卖给了孔一个面子。在蒋介石看来,只要孔祥熙不是贪得过头,他权且可以原谅他。但是遇到党内外如此重大的压力,孔祥熙下台已成必然。
内外交困之下,孔祥熙于1945年7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一职,10月又辞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四行总处副主席等职。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孔祥熙先后辞去五个最重要的职务,只剩下如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几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闲职。
孔祥熙手中的权力尽散,孔、宋两大家族轮流控制财政金融系统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孔氏家族的江山开始崩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锣鼓喧天,举国欢腾。但是孔祥熙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在热闹的映衬下,他的处境显得特别凄凉。八年来,自己辛辛苦苦助蒋介石保下的胜利江山,却成了宋子文、陈果夫等人的天堂。
不久,孔祥熙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宋霭龄也随后从美国归来,她看到自家落到如此境地,心中愤愤不平。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霭龄明白,就算找蒋介石理论也无济于事。
孔祥熙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肯定会发动内战,国民党的形势跟共产党比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场大战,谁输谁赢,谁也说不好。加之自己已经是个65岁的老人了,再也没有精力去操心更多的事情,离开中国去美国安享晚年才是他的最佳选择。
可宋霭龄还是很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坛,临走之前,她还张罗着办了这样一件事——让孔祥熙去竞选立法院院长一职,此事搞得南京满城风雨。虽然后来在二陈兄弟及政学系的夹击下,孔祥熙败下阵来,但是,宋霭龄觉得这次选举很值得,至少可以让南京政坛见识一下孔祥熙的实力。之后,孔祥熙夫妇开始着手赴美前的准备工作。
1946年下半年,宋霭龄在上海对孔氏家族的财产进行最后的清理,同时在美国纽约购买了一幢别墅作为孔家定居海外的居住地。
1947年初,孔氏夫妇准备做一次旅行告别。他们去南京看望了宋美龄,然后一起同游夫子庙,观赏花灯。抛开了政治,生活显得那么怡然愉悦。
离开南京后,他们又陆续游览了北平、天津、太原、太谷、青岛等地。孔祥熙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里,看到家乡再也没了过去的繁华,忧伤不已。这次回乡,他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风光无限的“御前红人”,而是一个落魄的悲伤老人。他虔诚地为孔氏列祖列宗做了最隆重的祭祖活动。他知道,这次离开,基本上再也不会有机会回来了。回到上海后,宋霭龄去上海万国公墓拜谒了父母的陵寝,心情亦是忧伤无比。
从太谷返回上海后不久,宋霭龄因身体不适先行赴美,也好事先对美国的家做个安排。孔祥熙暂时留在国内,处理一些遗留杂事。这年秋天,孔祥熙将国内事宜处理完毕,这个已经满头灰发、眼睛浮肿、略显苍老的老人,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离开上海,飞赴美国。
从此以后,宋霭龄和孔祥熙再也没有机会踏入中国大陆,这一去,就成诀别。
孔氏夫妇晚年客死异乡
从1947年秋天起,宋霭龄就一直跟随丈夫定居美国纽约。作为宋氏家族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人,宋霭龄催生了蒋家王朝。如今,她又成为了第一个离开蒋家王朝的人,漂洋过海去了大洋彼岸。
两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般的凌厉攻势横扫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不得不退居台湾。当大多数国民党官员如梦初醒开始作鸟兽散的时候,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已经在美国过上了舒适无忧的平静生活。
宋霭龄投资香港、美国以及南美大陆等地的资产开始生财,赚钱无数。从这个方面来讲,孔氏夫妇当初选择远赴美国定居并非是件坏事,这也再次反映了宋霭龄务实的生活观念和作风,没有了外界的纷纷扰扰,她在乎的就只剩下挣钱了。
宋霭龄赴美后,起初住在里弗代尔大道4904号别墅。没过多久,她又另寻到一块更好的居住地——纽约长岛蝗虫谷。蝗虫谷距纽约曼哈顿市中心也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来往市区比较方便。这里地价奇贵,当地法令规定,在此建筑房屋,都必须留下至少两英亩的绿化地,所以能在此置地建房的都是有钱人。
宋霭龄看上了这块上流社会的美好家园,后来她还跟宋美龄商量买地建房的情况,美龄也比较感兴趣,她决定跟大姐合资购地建房,这样自己以后也可以在美国长居。
姐妹两人合资在蝗虫谷购买了37英亩土地,兴建了一组庄园式豪华别墅,一共花掉了172.5万美元。3幢主建筑,整体房间近百套,奢华至极。其中1幢在宋美龄名下,其余2幢由宋霭龄夫妇以及孔氏家族的小辈们居住。
宋霭龄在蝗虫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外界媒体很难看到宋霭龄的身影。宋霭龄从不与从大陆逃到美国的国民党官员、遗老遗少们来往,她只是安静地躺在自己的金库里,注视着子女们如何在海内外大展身手。
令宋霭龄感到欣慰的是,儿女们并没有让她失望,特别是长子孔令侃与幼子孔令杰,他们两人都继承了自己和丈夫的经济头脑,在赚钱方面都堪称高手。
中国和美国朝野一直都感兴趣的是,宋霭龄一生中到底为孔氏家族累积了多少财富?美国联邦调查总局虽想尽各种办法调查,但都不了了之。
孔祥熙的部属、原先长期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的徐佳涵先生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在抗战时期约10亿美元以上;著名经济学家、当年曾大骂孔祥熙的马寅初先生在1946年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约有40亿美元;美国纽约广播电台在介绍世界首富时,就将孔祥熙列为其中之一。
孔氏家族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半个世纪以来,众说纷纭,充满了神秘色彩。这个家族到底有多少钱始终未有定论,也许除了孔氏家族的主要成员之外,谁都不知道确切答案。
■何应钦(左)为孔祥熙八十大寿祝寿
1962年10月,蒋介石快75岁生日的时候,宋美龄向大姐宋霭龄发出了邀请,希望姐姐和姐夫回台湾看一看。她在电话里告诉孔祥熙,蒋介石很想再见见他,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再聚聚。听宋美龄这样说,孔祥熙和宋霭龄确实也很动情,决定飞往台湾。这是他们夫妇离开中国大陆15年后第一次返回中国台湾。
宋霭龄夫妇在宋美龄的陪同下游览台湾的风景名胜,探望老朋友,过了一段很惬意的生活。后来由于孔祥熙身体不好,台湾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美国,加上他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可见,便决定回美国。
1966年2月28日,孔祥熙赴美治病,和宋霭龄及长女孔令仪离开了台湾。至此,他在台湾居住了3年零4个月。
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心脏病死于纽约医院,享年88岁。这位最早荣列于世界首富排行榜上的中国巨富,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离开了这个世界。
宋美龄偕同蒋经国等人赴美吊唁,当时身在美国的宋子文并没有参加葬礼,只给宋霭龄打了一个电话致哀。可见,这时的他对孔祥熙的怨恨、对姐姐的成见依然郁结于心。
孔祥熙死后,宋美龄希望大姐回台湾和她做伴,但宋霭龄拒绝了。当时中国大陆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宋霭龄和宋庆龄渐渐失去了联系。宋霭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女儿孔令仪的陪伴下,守在自己的别墅里。
1973年10月19日,宋霭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去世,享年85岁。很早以前,宋庆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随着宋家“女王”宋霭龄的故去,宋氏家族成员只剩下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宋子良姐弟三人。三人分居中国大陆、台湾岛以及美国纽约三地,遥遥相望。
宋庆龄一生娴静、谦逊、不张扬,和孙中山先生一样,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信赖的老朋友。逝世前半个月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她,追随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她也经历了“文革”浩劫,以及亲人们陆续去世带来的无限悲伤。
入职中共中央政府,参加开国大典
随着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中国战事和政局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1948年5月1日,中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大家一致同意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样的活动绝对不能少了宋庆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从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给上海的宋庆龄发出了一份电报:
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看到这封信后很高兴,她也期盼着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之快,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预料。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打响;4月23日,南京解放,红旗插上了总统府,这也标志着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正式覆灭。
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负责指挥战役的陈毅一到上海首先打听宋庆龄的寓所,随后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解放上海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在北平积极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真诚地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一致赞成派遣邓颖超作为中共特使,专程去上海迎接宋庆龄。随后,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妇女领袖罗叔章一起,前往上海。
邓颖超和宋庆龄是老朋友,在长期的妇女工作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情同姐妹。邓颖超此次亲自从北京赶来,宋庆龄被深深感动了。邓颖超拿出毛、周的亲笔信后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建立,党中央急切盼望庆龄先生能够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看到这些信后异常激动,但表示还得再仔细想一想。经过慎重考虑,宋庆龄在一个多月后再次与邓颖超相见,并向邓表达了愿意北上之意。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何香凝等爱国民主人士,齐聚前门火车站,热烈欢迎宋庆龄的到来。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意料。她与老朋友何香凝紧紧拥抱在一起,场面非常感人,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喜悦之中。
此后,宋庆龄迅速投入到了新中国筹建的一系列活动中。9月21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国名、首都、国旗及代国歌。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宋庆龄、朱德、刘少奇等当选为副主席,这无疑是中共对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
■宋庆龄(右二)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宋庆龄参加了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看到满眼的彩旗招展、万众欢腾,十分激动,因为她心中梦寐以求的胜利局面终于成了现实。透过欢乐的海洋,遥望着天安门广场中央矗立的孙中山巨幅画像,她不禁激动得泪流满面。
宋庆龄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
建立中国福利会,致力儿童福利事业
在宋庆龄一生的光辉业绩中,致力公益慈善事业,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她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难童,募集救济物资等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儿童福利站,主要以妇女、儿童为对象,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等福利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决定仍然要做好战时所做的救济福利工作,她认为“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必需的附带物”。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宋庆龄觉得福利基金会的任务应该发生转变,由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改变为发展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特别是妇女儿童事业。1950年4月,《儿童时代》诞生,一时间读者遍布全国及海内外。
1950年8月,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并明确规定“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宋庆龄继续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荣获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将10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福利会,作为发展儿童、妇女福利事业之用;同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任主席。第二年,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并立石纪念。
一直以来,宋庆龄都很关注新中国妇女工作,为保障中国妇女的正当权益做了不少工作。1953年国际“六一”儿童节前夕,她专门写了《致全国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一文,要求儿童工作者以身作则,多用心去培养儿童,用良好的态度和行动教育影响孩子们。
为了给儿童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经过中国福利会领导策划,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少年宫在上海开幕,宋庆龄说:“在解放前那些小先生们曾幻想过将来要有自己的少年儿童宫,到那时候将不再是一幢铁皮房子,而是很大的房子。现在他们的幻想实现了,但是他们那时最大胆的幻想,也没有想到现在的少年宫竟是在一幢大理石的宫殿里。”
■宋庆龄与孩子们
宋庆龄还为上海少年宫题写了题词:“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这段题词不仅是她对孩子们的亲切教诲,还成了少年宫的办宫方针。从此,少年宫成了少年儿童在校园外的欢乐天堂,他们在这里交朋友、学习技能、健体活动、活跃身心。
随后,每年国庆节,宋庆龄都会带领福利会儿童剧团的孩子们给中共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孩子们热情的演出博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阵阵喝彩。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中国福利会领导的儿童剧团于1957年正式改名为儿童艺术剧院,使得剧院有了正规的演出场所。
“文革”期间,宋庆龄以及她领导的儿童艺术剧院屡遭劫难,文化艺术的发展也陷入了历史最低谷。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再次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77年春,宋庆龄特意购买了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青鱼和一些年糕送给儿童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鼓励他们重新开始,创作出更好的艺术剧目,再现艺术风采。
1979年初,社会上刮起一股取消儿童剧及儿童剧院之风。宋庆龄两次致函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要求他们顶住这股歪风,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儿童剧,并强调这是“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
1981年5月14日,身患重病的宋庆龄还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发了贺信,她在贺信中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的一句话,令报告会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半个月后,宋庆龄病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群她最爱的孩子们和她热爱的这个世界。
宋庆龄一生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文献,在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最后时光,还写下了一篇献给少年儿童的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刊登在《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月号上。她在文章中这样告诫孩子们:
要学会在这个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上,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样,你们就会像小树苗一样,长成大树,聚成森林,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才。
迁入北京后海,生命的最后归宿地
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常在北京、上海两地工作和生活。当时,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今西城区钟楼湾胡同附近),后来政府考虑到那里道路狭窄,环境嘈杂,决定为她另修一幢新住宅。宋庆龄觉得国家百废待兴,各处都需要资金,谢绝了政府的好意,此事一拖便是几年。
1960年,政府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原宣武区西河沿),但是那边房屋比较潮湿,常引起她关节疼痛。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准备为她修建新宅。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写信给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征求新宅设计方案,宋庆龄再次婉言谢绝。她在给王光美的回信中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