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逐步侵略,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一致批评。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决定拉拢宋庆龄,希望她能加入南京政府,以达到“安定民心”的目的,从而稳固其统治。但宋庆龄根本就对他不予理睬,她在坚定孙中山革命信念的同时,逐渐向肯定孙中山政策的中国共产党靠拢。她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口诛笔伐,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本质,惹得蒋介石恼羞成怒,还差点被蒋介石暗杀。
这时,宋美龄站在姐妹亲情和夫妻关系的天平上,左右为难,但最终她把砝码放在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在暗中一直保护着二姐。两姐妹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
庆龄舌战戴季陶,向国民党发难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竣工。蒋介石以“总理奉安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电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这个消息让远在欧洲的宋庆龄感到很欣慰。奉安大典是已逝“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最高殊荣,她决定回国参加典礼。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违的二姐了。她之前曾多次致电宋庆龄,希望二姐能回国看看,但是宋庆龄碍于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不愿意回来。这次,宋庆龄终于肯回国,宋美龄觉得这是一次冰释前嫌的好机会。
在蒋介石的加急电文发出后,宋美龄怕二姐还不肯回来,为了保险起见,她又亲笔写了一封信,让弟弟宋子良带往欧洲,恳请宋庆龄回国团聚。
1929年5月17日,宋庆龄抵达沈阳,回到了阔别近两年的祖国,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陪同下回到了南京。6月1日,参加完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庆龄以回去看望老母亲为由,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了上海。记者得到消息纷纷前往上海采访,均被宋庆龄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了。
蒋介石对宋庆龄这次回国做好了这样的打算:第一是拉拢,尽力将宋庆龄争取到自己的利益集团,巩固其党内领袖地位;第二是封嘴,他不想看到有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言语从宋庆龄嘴中说出来;第三则是最坏的打算,如果前两者不行就只好采用强制手段。
6月9日,蒋介石让夫人宋美龄去请宋庆龄,希望宋庆龄能看在姐妹亲情的份上,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
宋庆龄对小妹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但是一听到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很果断地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是政治问题,而姐妹之间是亲情,政治与亲情是不能画等号的。
宋美龄本是欢喜而来,结果却扫兴而归,不免对二姐如此决绝有些生气。但她也很明显地感觉到,以前两姐妹在一起时的那种温馨美好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在柏林召开,宋庆龄也接到了会议发来的邀请。宋庆龄当时是该同盟会议的名誉主席,本应该出席,但是她刚刚回国,往返不便。她很想为会议尽一份力,便在上海寓所拟定了一份电报,说明不能参加会议的原因,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她在电报中写道:
反动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掀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
蒋介石看到这份电报的内容后非常惊慌,如果电报内容流传开来,他将颜面扫地。于是,他立即做出指示,所有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这份电文内容,以此来封锁消息。然而,他没想到,这份电文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了。
蒋介石的指令发出不久,在熙熙攘攘的上海南京东路上,雪花般的传单突然从天而降。传单内容正是宋庆龄拍发给国际反帝大同盟的电报原文。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刻发令阻止,军警闻讯出动,警报长鸣,但依然阻止不了民众传阅的好奇心。
这次的传单事件,正是宋庆龄联合共产党人以及一些进步人士策划的革命活动。这份电报尖锐深刻的内容像一把尖刀,直刺向蒋氏政权的心脏。蒋介石惊恐之余,对宋庆龄恨之入骨,他召来谋士戴季陶商量如何对付宋庆龄。
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考试院院长,被国民党右派尊称为理论家。他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小册子,从思想上把国民党新老右派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左派对抗,堪称蒋介石的忠实谋士。
戴季陶很快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到宋庆龄的上海寓所对其进行游说,他劝宋庆龄“参加国家的建设工作”,“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宋庆龄反唇相讥,说自己在上海的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证,还谈何去南京参加“建设工作”?
戴季陶无言以对,只好掏出宋庆龄拍发给反帝大同盟的电文,责问宋庆龄这份电文是不是她发的,她当作何解释。
宋庆龄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份电文正是她写的。戴季陶马上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说宋庆龄“攻击政府”,丢了政府的脸,还不忘替政府解释:“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然说话,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
宋庆龄对戴季陶的这番话,给予了最严厉的反驳。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诱使她去南京政府为官,真是对她的“一种侮辱”,而她发出的电文“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
戴季陶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话竟遭受到宋庆龄的强烈反驳,只得依照蒋介石的指示,用威胁的口吻要求宋庆龄“不要再发宣言”。宋庆龄听罢拍案而起,愤怒地说道:“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如若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
看到宋庆龄态度如此坚决,戴季陶只好草草结束这次谈话,并表示下次来上海再来拜访,宋庆龄断然拒绝:“再来谈话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彼此之间的鸿沟相差得太远了!”
宋庆龄的言行,表明了她誓死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旗帜,不惧威胁,不受利诱,威武不屈的立场。她的高风亮节,让人肃然起敬。为了表明自己在革命原则上的不妥协立场,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在上海乘坐法国邮船士劳斯号赴欧,再一次选择了流亡海外。
听到这个消息,身为小妹的宋美龄也无可奈何。宋庆龄这次离沪不像上次赴苏那样小心翼翼,也没有回国时那样“风光”。当时去码头送行的只有弟弟子良、子安和姐夫孔祥熙等少数亲友。为了信仰,宋庆龄又一次悄然离开。
姐妹情深,美龄暗中保护二姐
1931年春天,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但是时局却远没有稳定下来。
这时的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与蒋介石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后胡汉民逃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持反蒋政治主张。广东军阀陈济棠兵变反蒋,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重新统治广西。国民党元老唐绍仪联合孙中山之子孙科向全国发出通电,强烈要求蒋介石下野。
这时的蒋介石把精力再次转向对付中共武装力量方面,委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令其率20万兵力,对共产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炸毁柳条湖段铁路,反诬为中国军队所为,借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全线撤退至关内,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借此迅速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受到各界一致批评。
蒋介石眼见局势错综复杂,其在党内的位置又受到挑战,简直被弄得焦头烂额。
同一时期,宋庆龄在德国开始接触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了很多进步报刊,同时也接触到了欧洲的共产党员,如德国劳动妇女的著名领袖蔡特金、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烈士等。通过互相交流和学习,宋庆龄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内心与共产党越来越靠近。
1931年7月23日,本来身体就欠佳的宋母听到宋子文被刺的消息,大受刺激,病逝于青岛。这一噩耗令宋庆龄悲伤不已,她想到从小最受母亲喜爱,长大后却因为婚姻问题深深伤害了母亲。她多年来流亡海外,更没能陪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实属不孝。从上次回国见面后,不到两年的时光,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天人相隔,此生再无机会相见。悲痛万分的宋庆龄,决定立即启程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
宋庆龄抵达祖国后,8月11日在国民党相关人员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到达大连,宋美龄派部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亲自到车站迎接。宋美龄此举虽不乏政治色彩,但更体现了她对二姐的重视。
宋庆龄一行并未在大连多做停留,随后乘船前往上海,再乘车赴西摩路宋家老宅。下车后就看到母亲的灵堂,宋庆龄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就在宋母葬礼的前一天,宋庆龄的亲密战友邓演达因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不幸被捕,这个消息让宋庆龄震惊不已。邓演达被捕后被押往南京,关在胡逸民任职的中央军人监狱。蒋介石软硬兼施,希望邓演达支持自己,以借此影响其好友宋庆龄,可邓演达始终没有屈服。
11月24日,宋庆龄得知邓演达的关押处后,连夜赶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胡逸民安排了宋邓短暂的会面。邓演达向宋庆龄表示,他已经做好了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准备,宋庆龄眼见好友受苦却无能为力,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
又一位好友的离去让宋庆龄极度悲愤,她决定一定要为好友做点事,不能让他白白牺牲。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发表檄文《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在这份文件中,宋庆龄这样愤怒地写道:
当做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突然失去了领导,以致中辍。……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和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宋庆龄的这篇讨蒋檄文一出,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早在这篇檄文发表前几天,蒋介石内外交困之下,于12月15日第二次下野。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时刻都在密切关注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这篇讨蒋檄文使他非常恼火,终于忍不住向宋美龄表示了他的极度不满。
宋美龄知道蒋介石要对二姐不利,感到十分焦虑。她和二姐从小感情很深,不管怎样都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她极力试图说服蒋介石放弃对付宋庆龄的想法。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他抓起书桌上的电话,让接线员接通杜月笙,宋美龄见状顿觉不妙。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目,因耳朵较大,人称“杜大耳朵”。他在大上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早年蒋介石因利益的需要,和杜月笙成为好友,他不便出手的棘手问题一般都交给杜月笙解决。这次宋庆龄惹怒了他,他需要杜月笙“帮忙”对付宋庆龄。
杜月笙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宋美龄怕他会对二姐不利。着急之下,宋美龄一把扯掉了电话线,对蒋介石大发脾气,不许他跟杜月笙通电话。蒋介石看到宋美龄真的生气了,只好允诺不会联系杜月笙。
事情虽然暂时搁置,但宋美龄也深知二姐的处境很危险。但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是自己的姐姐,两人始终对立,宋美龄心里五味杂陈,着实不好受。
宋美龄以为二姐暂时安全了,但有一点她却不知道,早在宋庆龄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檄文之前,杜月笙就已经跟蒋介石交流过,明确表示要除掉宋庆龄。因此,那天电话中断后,杜月笙便知道事情有变,他决定亲自去找蒋介石。
杜月笙直奔南京蒋介石公寓,没想到见到蒋介石之前,宋美龄让他吃了一个“闭门羹”。杜月笙见对方没有让自己进去的意思,准备硬闯。宋美龄毫不客气地呵斥道:“这里是南京,不是上海!”这显然是下逐客令。
杜月笙没有办法,只好愤愤不平地离开了蒋介石的寓所。他心里十分不痛快,决心要加快对宋家姐妹的报复。宋美龄当然不会知道,本想保护二姐,没想到却弄巧成拙,为杜月笙暗杀宋庆龄添了一把火。
■宋美龄与宋庆龄的温情合影
当晚,蒋介石就知道了宋美龄拒绝杜月笙来访一事,他很不满夫人的所作所为,埋怨宋美龄不应该这样做。宋美龄借口说当时蒋正在休息,看到杜月笙贼头贼脑的,一定没什么好事,所以“轰”走了他。宋美龄不忘告诫蒋介石,如果二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自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第二天,杜月笙早早地来到蒋介石寓所,并与蒋介石见上了面。两人寒暄一番后,杜月笙询问起那天中断的电话。考虑到昨晚夫人在耳边的“教导”,蒋不敢再提对付宋庆龄的事,只好转移话题,问起上海那边近期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杜月笙洋洋自得地表示,有青帮在,共产党威风不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还讨好蒋介石,让其放心,最近刚刚暗杀了一批“出头鸟”。蒋介石大大赞赏了杜月笙在上海的表现。
两人谈到下一批要暗杀的人时,杜月笙表态说,最近在上海发现的一批传单上面都是宋庆龄署名的“反动”文章,他很想除掉这个人,想征询下委员长的意见。
既然这个话题不可避免,蒋介石决定慎重表态。他字斟句酌地说,这件事远不止杀个人那么简单,宋庆龄身为总理夫人,如果杀了她,搞不好会引火上身,小不忍则乱大谋,需要从长计议。
杜月笙见蒋介石犹豫不决,考虑到宋庆龄与蒋介石的特殊亲戚关系,蒋又身为国民党最高长官,处理这件事肯定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决定来个先斩后奏,帮蒋介石拔掉“眼中钉”。
一周后,上海传来消息,孙夫人遭遇车祸,受伤住院。这次的车祸需要从一个神秘电话说起。
事发当天,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到一个从复旦大学学生会打过来的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中焦急求助:“夫人,学生领袖章士桐被捕,28名学生被抓,您快出面调停一下吧……”电话一挂断,宋庆龄就坐不住了,她匆忙找来司机小聂,立即赶往复旦大学。
宋庆龄乘坐的车刚从莫里哀路进入繁华市区,一辆汽车忽然迎面撞来。司机迅速转动方向盘躲闪,可是那辆汽车非常奇怪,宋庆龄的车往左它也往左,往右它也往右,直直地向他们的车撞过来。幸好司机躲闪及时,两车擦身而过,宋庆龄的车最终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如果不是司机眼疾手快,躲避及时,后果不堪设想。等宋庆龄惊魂稍定,再回头找那辆小车,早已不见踪迹。
宋庆龄当时坐在后座,受伤后马上被司机送进了医院,但孙夫人因车祸住院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爱国学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
在探望的人群中,宋庆龄意外地看到复旦的学生代表章士桐,她不禁大为惊讶,诧异地问道:“小章,你不是被捕了吗?”章士桐得知孙夫人是因为急着要去看望自己和同学们才受伤的,不禁大为感动:“夫人,您为我们受苦了。”
这时,宋庆龄也忽然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次事故是青帮故意而为,还好她比较幸运,捡了一条命。镇定下来的宋庆龄还跟大家开起了玩笑,说要不是司机小聂及时地刹住车,自己就再也见不到大家了。
宋庆龄遭遇车祸的消息传遍了上海与南京后,人们为之震惊。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不由得一怔,马上打电话给杜月笙,杜月笙矢口否认。宋美龄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怒声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蒋介石连忙推说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什么谋划行动。
宋美龄怒气难平,质问杜月笙上次来访是为何事,并一口咬定这件事情与蒋介石和杜月笙脱不了干系。蒋介石连忙解释,杜月笙来南京后,两人谈的都是上海共产党的事情,并没有提到宋庆龄,况且自己已经跟杜月笙通过电话,杜月笙也否认这件事是他所为。
不管蒋介石怎么解释,宋美龄依然不依不饶,警告蒋介石不要在这件事上瞒哄自己。直到后来孔祥熙出面劝解,宋美龄才消了气。
其实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杜月笙,只不过他连蒋介石都欺骗了,并没有告诉蒋实情。当他知道宋庆龄大难不死时,立即召来那位小车司机,对其一顿臭骂,给了几耳光后还不解气,最终一枪将其毙掉了。
宋庆龄住院期间,又写了一篇谴责敌人阴谋的檄文交予章士桐,章士桐通过散发传单使其广为传播。爱国学生不断揭露青帮劣行,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反抗青帮。一时之间,上海滩出现了众多指责杜月笙的声音,杜月笙偷鸡不成蚀把米,处于舆论谴责的旋涡里如坐针毡。因此当蒋介石问起此事,他当然矢口否认。
深深姐妹感情,爱恨情长
宋美龄因二姐出车祸大发脾气,怪罪于蒋介石,让蒋深知自己的老婆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
宋美龄虽不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杜月笙所为,跟丈夫到底有没有关联,但是这种“有预谋”的行为,跟蒋介石庇护下的上海青帮绝对脱不了干系,她准备马上去上海一趟。虽说她与二姐在政治上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毕竟血浓于水,这是无法改变的。
宋美龄手捧鲜花出现在宋庆龄面前,宋庆龄对小妹能来看自己感觉很欣慰。姐妹俩跟陪同的院长寒暄之后,开始闲话家常。
宋美龄向二姐说起为了这件事,还跟蒋介石起了冲突,但蒋介石却说根本不知情。宋庆龄听到妹妹肯为自己出头,很是感动,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追究。
温馨的谈话没进行多久,宋美龄便转移话题,劝宋庆龄不要固执己见。她说起之前的反帝大同盟电稿以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檄文,对于这两份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锐利文章,是否出自宋庆龄之手表示怀疑。
宋庆龄很坦然地承认,这两份稿件确实是自己所写。宋美龄听后大为惊讶,赶忙劝宋庆龄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宋庆龄听出了小妹的话外之意,也变得严肃起来,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宋美龄见宋庆龄与国民党日益疏远,逐步向共产党靠拢,忍不住想劝解二姐,结果两人话不投机,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宋美龄只好改变话题,后匆匆告别,离开了上海。她满怀希望而来,想跟二姐重拾姐妹情谊,最终两人却不欢而散,败兴而归。宋美龄先前对二姐的同情心渐渐被气愤所代替。她清楚,两人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以后只能各走各的路。
回顾两人早年的经历,二人的姐妹情谊着实令人感叹。
宋庆龄和宋美龄儿时感情很好。相差五岁的姐妹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与西方生活方式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两人一起接受私塾教育,一起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在同一间寝室学习和玩耍。姐妹俩的性格有较大差异,一个沉静谦和,沉默寡言,另一个却活泼任性,颇具男孩子气,但两人手足之情深厚,身为姐姐的宋庆龄一直照顾着小妹宋美龄。
1907年,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人在姨夫温秉忠的监护下,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两人一起进入新泽西波特温学校就读,后来又一起转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大姐宋霭龄会合。两年后,霭龄学成归国,小庆龄勇敢地担负起了小妹监护人的角色。那一年,宋庆龄才16岁,宋美龄11岁。小美龄很喜欢二姐,常常不离其左右。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庆龄开始关心国内局势和革命发展情况,并在校刊上发表了多篇反封建和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但是宋美龄的兴趣却不在此,她更热衷于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练习美式口语,接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俨然成了一名美国化的中国人。
1912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华民国”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姐妹俩收到了家人寄来的新年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从父亲的来信中,姐妹俩知道了“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还知道父亲和大姐都参加了孙先生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
姐妹俩读完这封信后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她们把悬挂在宿舍里的清朝龙旗扔掉,换上了新的“中华民国”国旗。那时的宋庆龄根本没有想到,三年后,自己竟然会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
宋庆龄比妹妹先完成学业,回到了父母亲侨居的日本,接替大姐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此后,宋庆龄与孙中山日久生情,并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嫁给了比她大27岁的孙中山。
宋家上下为此都十分不满,唯有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对二姐敢于追求幸福的行为表示理解,小妹的态度多多少少给了宋庆龄一些安慰。经过这场由婚姻引起的家庭纠纷后,庆龄跟美龄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亲密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庆龄和美龄之间开始出现了分歧,特别是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后,姐妹俩在思想观念、民族感情等方面的分歧更加明显,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27年,中国风云突变。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宋家成员被情势所逼,选择了各自不同的立场。
宋庆龄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坚决地站在已逝丈夫孙中山的一边,对背叛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汪精卫、蒋介石之流深恶痛绝,明确与汪、蒋决裂,最终选择了出国。而嫁给蒋介石的宋美龄选择站在丈夫一边,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这也注定了她势必会与宋庆龄“唱反调”。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宋庆龄和宋美龄对彼此都很失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宋庆龄选择了流亡海外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与宋美龄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宋庆龄私下说起宋美龄时,经常对其赞赏有加,说小妹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但是在政见上,两人观念不同,所以一直各执己见,经常闹得不欢而散。可见,姐妹情的淡化完全是因思想信仰不同而导致的。
宋美龄对宋庆龄的态度,也同样很微妙。姐妹俩感情一直很好,尽管政治观念不同,却一直没有中断往来,偶尔还通信,但基本上都是由秘书代笔,而且只谈私事,其他一概不谈,两人仿佛都在刻意回避不必要的冲突。
姐妹俩从1927年正式“划分阵营”开始,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政治分歧,直到一个可以弥合的契机出现——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双方连同社会各界共同铸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抗战期间的最坚固堡垒。
宋庆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她在幕后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于公,她站在民族大义的立足点上,摒弃前嫌,赞成释放蒋介石,携手抗日;于私,宋庆龄深明大义的举动感动了宋家上下,为日后宋氏三姐妹在抗日救国保持一致性上做了良好的铺垫。由此可见,西安事变也是一次增进宋氏家族姐妹感情的绝好契机。
西安事变前,庆龄沟通国共中枢关系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霾中。整个中华大地监狱密布、特务横行,当时《申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疯狂了的世界》的文章,对白色恐怖下的旧中国作了这样的描述:
整个世界是疯狂了,历史已回复到中世纪时代。战争、屠杀、恐怖、幽禁、破坏,魔鬼的舞蹈,奴隶的呻吟,整个世界是疯狂了!……“杀”替代了“自由”,“逮捕”与“幽禁”,禁锢了意志……文明破产了,野蛮复活了,白茫茫的雾弥漫了整个世界。
《申报》借此文章,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特务的一切罪行。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被国民党幽禁并暗杀,宋庆龄知道,国民党已经变质了,自己应该为保障人民自由而奋斗。在营救进步人士的过程中,宋庆龄更多地与共产党走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国土沦陷。1935年,日军又制造华北事变,华北各省名存实亡。国难当头,宋庆龄意识到,面对外族的入侵,国民党和共产党理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宋庆龄与担任共产党地下联络工作的董健吾取得联系,并掩护董健吾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在上海开展相关工作。董健吾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一带的革命者子女及遗孤,其中就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
宋庆龄通过董健吾与共产党高层取得了联系,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信件也是通过董健吾传递的。在信件往来中,双方都谈到了国共合作。
1935年底,为了一致对外的共同目标,国民党也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方面接触,商讨双方谈判合作事宜。其中,宋庆龄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华北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政府统治受到极大的威胁。同时,日本侵华直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亲美的国民政府必须做出行动。而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已被日本人逼入了绝境,他已经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加之当时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可能。经过综合考虑,蒋介石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政治方法”。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人先后响应,影响巨大。
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学生们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响彻全国,全国上下团结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1936年5月,中共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这一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已经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
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的道路。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中共加紧开展了对国民党各阶层的统战工作。依照“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国民党中央委员、军政要员、中上级军官等人都包括在统战对象之列。
为了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9月28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致信蒋介石和宋庆龄。周恩来在信中言辞恳切地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高度评价了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希望她能在促进国共合作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请求宋庆龄介绍一些国民党中枢人员,与共产党派去的代表潘汉年谈一谈。
宋庆龄为了不辱使命,积极地与国民党中枢要人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在上海,她引荐潘汉年与宋子文及宋美龄等人见面,对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杨逼蒋抗日,发动兵谏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和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巨大努力,蒋介石政府却继续坚持所谓的“外交解决”和“国际公断”等消极政策。虽然宋庆龄等进步人士积极奔走呼号,蒋介石却仍期望能够借助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
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美方甚至有意在必要时,联合英法海军力量进驻华南,扶植粤桂集团,另立中央,以防止日本继续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又迫于社会舆论压力,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不得不答应与共产党谈判。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真心合作,而是在耍“剿”、“抚”相结合的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招抚”、“收编”工农红军。
蒋介石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在他看来,红军经过长征,已经伤亡过半,兵力最多不过3万人,自己只要调集几十万大军加上战斗机编队,将红军歼灭在陕北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与共产党谈判时,蒋介石提出改编红军,这使共产党和红军难以接受,中共对此表示“我党绝不做无原则的让步”。
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想法没能实现,令他格外气愤,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加紧对嫡系及精锐部队的调遣。他设定的方案是,如果身处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剿匪”不力,他派遣的几十万大军可随时调动以围歼红军,于是他把“剿共”的重任交给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
张学良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别名汉卿,人称“少帅”。他相貌英俊,早年在上海期间,与宋美龄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张作霖在东北被日本人暗杀后,张学良接过父亲的执鞭,开始领导东北军。1928年,他率东北军“东北易帜”,成为蒋介石麾下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1934年,张学良出任南京政府军队第二指挥官职位,并被任命为“剿共”总司令,其任务是把河南、湖北和安徽境内的共产党连根拔掉。
■蒋介石和张学良
1935年,红军长征西移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进攻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西安,把西安变成国民党的大后方。起初,张学良非常尊重蒋介石,无条件执行其命令,满怀信心地准备“剿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逐渐明朗化,特别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诨号,面对外界群众的质问与压力,他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政策并不正确。
依照“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周恩来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打中国人,特别还是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实在是不可取的行为。原本就很爱国的张学良看过信件,联想到曾眼睁睁地看着家乡被日本人占领的情形,惆怅万分。
不仅张学良有如此感触,他领导下的东北军同样抱着共同对抗日本人的想法。东北军从上到下都是清一色的东北大汉,他们看到家乡被日寇侵占,痛心不已。身为军人不但不能保卫家乡和亲人,还要到西北与自己人互相残杀,实在荒谬至极,全军上下抵触情绪十分严重。在听到各地全民抗战的呼声后,东北军最想做的就是打回东北老家,赶走日本人,收复失地。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在延安秘密会面,商讨国共合作事宜。
当时,在西安很少有媒体记者,但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是个例外,继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她于同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作了如下报道: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
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激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随着张学良思想观念的转变,他对担负的“剿共”工作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提出停止杀害共产党、团结力量抗击日本的主张,但每次都遭到蒋介石的训斥。看到张学良“剿共”如此不给力,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亲临西安布置“剿共”任务,准备亲自督战,与红军决一死战。
1936年10月31日,这天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中国有句古话,“人到五十知天命”,蒋介石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眼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剿共”。
张学良为了劝阻这次行动,找到蒋介石“哭谏”,希望委员长能够收回成命,共同抗日,结果又挨了蒋介石一顿痛骂。祝寿大会上,国民党空军还举行了飞行编队表演,一为委员长助兴,二为“剿共”军力预演。
蒋介石结束“洛阳五十祝寿”后,立即飞赴西安,他并未带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秘书陈布雷等人同行。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在西安城10公里外的华清池设立官邸,作为这次“剿共”的行营。
之后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人先后抵达西安。一时间,西安的天上飞机轰鸣,地上战车滚滚,国民党“剿共”大战即将打响。张学良不禁心急如焚,他认为应该想办法阻止这场“中国人之间的屠杀”。
但单凭张学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非常有限,于是他找到了与他共守西安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样是主张抗日的将领。杨虎城与张学良志同道合,也想阻止蒋介石发动“剿共”战争。
■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来到蒋介石行营,再次请求蒋介石停战抗日。然而,蒋介石这时早已听不进去,他严厉拒绝了张、杨两人的“过分要求”,并严词警告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想“剿共”,就将东北军以及杨麾下的十七路军调入福建、安徽等地,听任中央调配。这样一来,就明显拆散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势力,张学良当然不答应。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组织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群众游行示威,号召全民抗日。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出兵制止游行活动,并指示,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镇压。张学良拒不执行蒋介石这一命令,他与蒋争论,惹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不再起用张学良。
12月11日晚,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正式接替张学良的位置,同时下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蒋介石此举将张学良逼到了悬崖边。张学良无可奈何,准备联合杨虎城实施兵谏,“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日早晨5点半,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出现在蒋介石行营前。行营哨兵拒绝开门,首车营长一枪撂倒哨兵。此时的蒋介石刚刚起床不久,他习惯性地开窗晨练,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不由得一惊,护卫队也一片慌乱。蒋介石深知大事不妙,起身翻窗逃跑。
蒋介石爬上墙,掉进了护城河,脚摔破了皮,但他顾不得检查伤势,慌乱中爬到了河边的骊山上,钻进了一个小山洞。天色渐亮,搜查队包围了骊山,小分队开始逐洞搜查,终于在一个掩盖着茅草的山洞里把吓得一直哆嗦的蒋介石拎了出来。当时正值冬天,蒋介石又惊又吓,脸色惨白,浑身打颤,抖个不停,狼狈不堪。
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见状,与其余几名士兵轮流将老蒋背下了山。下山后,蒋介石被送进西北军司令部,西安的新市政厅。张学良搀着蒋介石走进一间屋子,让大夫给他治伤。
简单医治了一下皮外伤之后,蒋介石愤怒地指着张学良大骂,责问张学良是不是想叛变,张学良仍对蒋介石非常客气,解释说此举只是万不得已,目的是革命,而不是叛变,如果委员长可以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他将依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至于这次事变的后果,完全交给人民来裁定。
蒋介石听张学良这样说,长吁了一口气,他知道张发动的这一次兵谏仍然是一次老套的政变,自己完全有机会活下来。只是张学良此举实属“大逆不道”,让他倍感失望。
宋庆龄不计前嫌,力促和平解决
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身边的几位军政大员也同时被软禁。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事变发生当天,宋美龄正在上海主持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忽然,她的大姐夫、财政部长孔祥熙神色慌张地来到会场,对宋美龄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美龄听到这一消息,差点晕了过去。随后,惊魂未定的宋美龄在孔祥熙和端纳的陪同下迅速赶往南京国民党党部。
1936年12月12日,即西安事变当天傍晚,张学良、杨虎城等19人联名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八项要求,其电文内容部分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辱,疆土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电文中所说的“八项主张”就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项主张”等,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张学良随后以个人名义向宋美龄发出了一份电文,申明绝不会加害蒋介石,此举实属无奈,“耿耿此心,可质天日”,请蒋夫人放心。
蒋介石被抓后,国民党党中央乱成一团。为了尽快了解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况,宋美龄决定马上派遣顾问端纳前往西安。端纳早年曾是张学良的知交和顾问,另外他是外国人,不太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宋美龄派他去也比较放心。
12月14日,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件飞抵西安,同行的还有宋美龄的得力助手黄仁霖。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信全文如下: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
奋密。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夙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惊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
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另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
蒋宋美龄叩
当天,蒋介石见到端纳,甚是感动,待看完了夫人写给自己的信件,更是感慨万分。宋美龄在信中写道:
夫君爱鉴:
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为国珍重。临言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健康!
妻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当天下午,端纳电告宋美龄,委员长一切安好,身体无恙。宋美龄这才放下心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高层对于如何处理西安事变,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宋氏家族成员为代表,他们主张和平解决;另一派则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为代表的高层,他们表面上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其实最终目的是想趁机将蒋介石置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
目的截然不同的两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何应钦此举不是在救委员长,而是“谋杀”委员长,一句话顶得何应钦哑口无言。但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斡旋营救等策略,何根本听不进去,他立即颁布讨伐令,并迅速调集了20个师,派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
针对这一情况,宋美龄召集了黄埔军官紧急会议,声泪俱下地请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
在宋家内部,宋美龄又组织了一次家庭会议,大家出谋划策,研究营救蒋介石的对策。宋子文认为,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是张学良,而张学良跟共产党走得很近。纵观整个宋氏家族,也只有宋庆龄跟共产党走得近。要想解救蒋介石,唯有请二姐帮忙,斡旋解决。宋美龄听弟弟一说,虽然知道二姐跟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僵,恐怕二姐不会答应,但当时已经无计可施,也只能试着联系宋庆龄。
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同样被蒋介石遭兵谏的消息震惊了。从1927年开始,宋庆龄跟蒋介石差不多已经针锋相对地斗了十个年头。这次蒋介石被抓,她在深深佩服张、杨两人勇气的同时,也对全民抗战统一战线的即将形成持乐观态度。
宋庆龄刚刚得知消息不久,就接到弟弟宋子文打来的电话。宋子文在电话中说是受小妹委托,请求二姐出面。如果二姐能够在西安说得上话,请二姐务必帮忙。宋庆龄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出手相助。
不久,孔祥熙又找到宋庆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和蒋介石拴在一起的,这次救蒋,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起草了一个谴责张、杨的声明,希望宋庆龄能在声明上签字,以此来号召民众,规劝张学良放人。
宋庆龄看过声明后,并没有签名的意思,而是将它放回桌子上,说道:“我看汉卿做得对,没有什么好谴责的。要说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这么做的,甚至还会做得更多。”孔祥熙听宋庆龄这么一说,知道宋庆龄心意已决,只好告辞。
孔祥熙铩羽而归,宋美龄决定亲自求姐姐帮忙,在电话中声泪俱下地哀求二姐挽救丈夫的性命。作为同胞姐妹,宋庆龄听到小妹哭得如此悲伤,难免有所动容,依姐妹之情,理应帮助小妹,但偏偏要救的是蒋介石,内心相当矛盾。
宋美龄还在电话中谈到南京政府的一些情况,也道出了何应钦等人的野心。宋庆龄深知亲日派的何应钦一旦出动兵力轰炸西安,事态会变得更为复杂。说不定就因为亲日派的崛起,中国会更快地陷入日本人之手。
目前国内外形势都很严峻,日本人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如果这次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利用,再以此做文章挑起内战,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蒋的生命安全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
宋庆龄答应宋美龄会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她答复。随后,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共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暂时放下,竭力促成国共合作。另外,宋庆龄还收到了来自第三国际的电报,要求她做工作力保蒋介石生命安全。
经过综合考虑,宋庆龄决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借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形势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正如宋庆龄后来强调的:“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
心急的宋美龄很快又将电话打了过来,宋庆龄表示愿意同张、杨联络并好好谈谈,希望他们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在必要的时候放蒋介石回南京。
听到二姐的表态,宋美龄破涕为笑,连连表示感谢。宋庆龄表示,她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图什么报答和酬谢,而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营救蒋介石也是有一定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明确答应接受张、杨的八项要求。假如他不答应,那么就算她去西安也是徒劳无功。
此时的宋美龄完全顾不上讲什么条件,只要能安全地将丈夫营救出来,便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向宋庆龄承诺,就算蒋介石出来后出尔反尔,她也会制止蒋介石,并请二姐放心。
结束与宋美龄的电话后,宋庆龄立即找到了救国会总干事胡子婴女士,把西安事变的大致情况告诉了她,希望她能陪自己去一趟西安。胡子婴很不理解孙夫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去西安,当她得知夫人是想力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时,就更加不解了。
宋庆龄确实很鄙夷蒋介石的某些做法,也很赞成张学良对蒋进行兵谏。但是形势瞬息万变,国民党亲日派代表何应钦很想取代蒋介石,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情况下,草率杀掉蒋介石是不可取的。
宋庆龄邀请胡子婴和何香凝与她一起去西安,但是把持军政大权的何应钦等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军用飞机,拒绝提供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飞机。宋庆龄只好放弃此次出行,但她随后立即约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潘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以及张、杨方面希望在西安和平谈判的意愿。宋庆龄便安排潘汉年与南京当局有关人士进行联络。
宋庆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在这次事变中,宋庆龄与宋美龄进行沟通,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而积极奔走,这无疑是宋氏三姐妹摒弃前嫌、携手走上抗日道路的良好开端。宋美龄也曾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
从此文可见,宋美龄对二姐宋庆龄充满了感激之情。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很希望南京政府方面可以派人前往西安解决问题,但却遭到何应钦等人的万般阻拦。宋庆龄最终没能成行,但在宋氏兄妹的据理力争下,宋子文以蒋介石大舅哥的“私人身份”博得了去西安的机会。
12月20日,宋子文乘机抵达西安。蒋介石看到家中终于有人前来,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宋子文将宋美龄写的信交给蒋介石。当蒋介石读到宋美龄信中的“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死”一句时,忍不住潸然泪下。
蒋宋两人单独谈话,商讨和谈的相关问题。宋子文向蒋介石简要述说了南京方面现状,并传达了西安初步商讨的结论。宋子文本来就对蒋介石打内战耗费国库的行为持否定意见,于是又添油加醋地陈述了利害关系。他希望蒋能好好考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宋子文和端纳先后回到南京。宋美龄听到西安方面的情况时,坚持要亲赴西安。她坚信自己只要去西安,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紧要关头,她相信只有亲赴西安,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22日,宋美龄、宋子文以及端纳、戴笠等人一同来到西安。蒋介石一见到宋美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声音也哽咽了,责怪妻子“入了虎穴”;而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落魄不堪,颇为心疼,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两人对当前形势作了一番分析,宋美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他的生命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如今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中共代表赴渝解决西安事变
为尽快落实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于24日抵达西安。谈判于当天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张学良、西北军代表杨虎城出席会议。蒋介石表示由宋氏兄妹全权代表自己,所以并没有出席,另外他还表示,他只以“领袖人格”为担保,不做任何书面签字,待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
连续两天,国共双方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宋美龄等人被周恩来的风度所折服,特别是当周说到“在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个时期,除了委员长没有人能够领导这个国家”时,宋美龄很感动,她事后甚至表示,周恩来是她见到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看到共产党人来访,但是周恩来友好地安慰了这个被扣押的对手,令蒋的疑虑与不安很快被打消。
周恩来早年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一起共过事,因此他仍以“校长”尊称老蒋。蒋介石得知周恩来为救他,替他向杨虎城说情,并说服杨接受宋子文的资助,辞去公职“出国考察”,避免不必要的“惹祸上身”。蒋介石很感谢周恩来为他所做的一切。
经过两天的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基本协议: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被捕爱国人士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举行救国会议,制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
条件基本谈妥后,宋氏兄妹要求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当时圣诞节临近,宋美龄希望蒋介石能够回南京过圣诞节。圣诞节当天下午,张学良答应正式释放蒋介石,宋美龄终于如愿以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获释,很多具体细节至今仍是一个谜,比如宋子文有没有交付赎金,苏俄方面有没有给共产党施压等。在当时严峻的时局之下,放不放蒋介石涉及多方利益,但西安事变的结果显然是最完美的,这个被英国大使形容为“完美魔术”的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暂时结束了内战,面对日本侵略军,中国人的枪口开始一致对外。
对于宋美龄而言,西安事变的意义非常重大。她以蒋夫人的身份英雄般地出现在西安,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所有人佩服的举动。在西安期间,她对蒋介石的影响显而易见。没有她全力调解,西安事变也许就没那么容易解决。
宋美龄凭借着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大大提升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西方人对她的看法。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宋美龄:“在任何时候她的智慧都显露无遗,她的力量使她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即使是在面对邪恶时。”
西安事变对于宋氏家族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增进姐妹感情、增强家庭凝聚力的机会,为宋氏三姐妹在日后抗日救国保持一致性做了良好的铺垫。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态度上保持一致。摒弃前嫌、重新聚集在一起的宋氏三姐妹同心协力,在上海、南京、香港、重庆等地一起出席会议,一起参加活动,一起为战争奔走呼吁,在后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谓抗战时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三姐妹携手抗日救国,也是姐妹三人一生中第二次重聚的最好时光。三人抛开对彼此政治上的成见,尽享亲情带来的欢愉。
日本全面侵华,三姐妹沪宁两地呼应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他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发起挑衅。他原本以为日军的这次行动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样,会迅速停火。在国内,公众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政府再次妥协,加之共产党已经宣战,蒋介石不得不正视此次事件。
蒋介石也意识到,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侵扰华北各省,目的是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如果再次妥协,国民政府将再无退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已经被否定,除了和日本开战,别无选择。
7月17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抗战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宋庆龄见国共合作走向正轨,全国出现高涨的抗日局面,感到非常欣慰。正在她着手准备支持抗战的妇女工作,却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时,大姐宋霭龄出现了。
宋霭龄本来不问政事,但是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她的生意也没办法进行。宋霭龄受父亲影响很大,父亲生前常教育她们要爱国,因此她听说二妹准备发起“妇女抗敌后援会”,便表示也要参加。
宋庆龄见大姐如此积极主动,并且想法超前,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有了大姐的参与与姐夫的帮助,抗敌后援会一定会发展壮大。宋庆龄希望姐姐能挂帅,领导大家共同援助抗日。但宋霭龄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她愿意出钱出力,至于组织上的事,她不想发表意见。宋庆龄见状,便举荐由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领导组织行动,宋霭龄表示赞成。
很快,上海的妇女界行动了起来。宋氏姐妹的提议得到了何香凝的赞同,她立即通知《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两江体育专科学校校长陆礼华,中共地下党黄定慧和陈波儿、胡兰畦等,发起成立了抗战团体。
“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在宋氏姐妹的建议下,何香凝被公推为理事会主席,沈兹九、王孝英、宋庆龄、宋霭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孙科夫人陈淑英、蔡元培夫人周养浩等人任常务理事。理事会下设总务、征募、慰劳、救护四个小组,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
国民政府提出坚决抗战的号召后,“妇女抗敌后援会”是上海妇女界率先响应的第一个救亡组织。随后,上海国民党党部联合上海工、商、学、妇女、慈善等团体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上海成立后,在南京的宋美龄也有所反应,她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还声称她那个组织才是全国最高组织,其他各地的相关组织都算她的分会,应该受她领导。宋霭龄对小妹的作为表示十分不理解。
宋庆龄知道小妹一直都很好强,便安慰大姐,救国人人有责,美龄身为委员长的夫人,这样做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且更具影响力。宋霭龄见二妹这么看得开,知道宋家姐妹多年的情谊依然还在,也感到很欣慰。
为了支援抗日,更好地规范领导妇女抗敌后援会,宋氏姐妹与何香凝等理事商议,决定把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作为南京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的分会机构。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宋庆龄,对二姐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
在政治立场上势如水火的宋氏三姐妹,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标,再次走到了一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集结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国民党军队开始进行正面防守,淞沪会战打响。
三姐妹同心协力,争取美国支援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每个对此曾漠不关心的人。比如宋家大姐宋霭龄,以前只关心做生意和炒股票。但随着日本人的入侵,她觉得还有比做生意更有意义的事情,也忽然理解了父亲口中所说的“国家的重量”。每天有那么多的穷苦难民,那么多受伤的前线战士,中国人被日本侵略者赤裸裸地欺凌,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她。她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为将日本赶出中国效力。
不爱抛头露面的宋霭龄把更多工作放在了幕后,比如组织人员把粮食运进难民区,抢救从前线撤下的伤员、捐资购买救护车以及军用卡车送给医院和红十字会等。她还和南京的小妹宋美龄呼应,热切关注中国空军,捐献卡车和飞行员皮衣等。另外,安排运送汽油到松江前线,这样细心的事情也是出自她手。
从不参加民间团体的宋霭龄,以抗战的名义,在上海担任了抗日救国公债会妇女组组长,在力促国民政府公债发行方面尽心尽力,努力完成相关指标。10月28日,上海各妇女团体联合会在国际饭店举行,各国妇女领袖悉数到达。何香凝、宋霭龄、田淑君、金光楣等人负责接待,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史良和廖仲恺之女廖梦醒主持会议。宋霭龄用流利的英语作了致词:
我们妇女为确保世界和平,必须维护国际间的正义,我希望大家信仰这一真理。中国对于你们犹如第二故乡,你们对中国的声援和爱护,我表示感谢!
各国在华公使夫人争相发言,一致表示将尽力参加救护工作。她们齐声赞同致电国际联盟妇女和平会会长丁曼女士,呼吁大家都行动起来,主持正义,保卫和平。
面对从前线退下来的受伤将士,宋霭龄还特意组织了伤员救护委员会,并派长女孔令仪去香港做劝募救护品等工作。香港各界名流听到消息后,纷纷捐款,孔令仪依照母亲吩咐,用这笔钱购买了药品和外科医疗用具。暂居香港的孙科夫人陈淑英、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哈同(犹太裔地产大亨)夫人罗迦陵等立即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募捐了一笔巨款,并聘请了24个医护人员随孔令仪回到上海。
10月20日,增援日军在上海北部蕴藻浜登陆,守卫的中国国民军奋起迎战。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来到美商RCA广播电台用英语发表演说,她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了大洋彼岸:
中国已发动抗战,抗拒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的非战斗员惨遭屠杀,对这种威胁世界文明的公敌,谁还能保持消极态度?所谓日本开明的首相,竟说“日本的唯一方法是鞭挞中国,使之屈膝,使不再有战斗的精神”。日本其他外交家也诡辩着……抗日思想应排除尽净,他们的野蛮行为应该由我们解释为奉天承命的神圣事迹。这是怎样荒诞的事!目前日本虽仅威胁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民族呢?
几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攫取我们的土地。最近六年来,日本的侵略现已发展到进攻华北、上海,达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国为什么贫弱,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领土横行,扼要说来,十几年来,中国的虚弱无力,是由于内部的摩擦与自相残杀所致。日本现想进一步的侵略,可是它失败了。……不管日本军阀怎样的疯狂,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牺牲,来保卫祖国。……我深信美国对我国争取自由独立的奋斗,必然同情。我们的抗争,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
你们自发地愿意抵制一切日货,这对于我们还有许多迫切的要求,请你们不要让任何一只船从美国开往日本去,因为日本可以把你们的出产物改造,来对付我们。金钱上的帮助对我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请你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来充实我们的军队。……罗斯福总统的演说说出了全世界对国际恶棍的暴行都加以谴责,请你们拥护他的演说,使他的话能见诸行动,趁残酷的火焰尚未延烧到全世界之前将它扑灭。我吁请美国人士起来领导这个神圣的十字军。……
在广播中,宋庆龄强烈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强调了中国军民上下一心,与日本抗战到底的决心,最后希望美国能够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拒绝向日本提供物品,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支持中国,为自由而战!
国民党与日军在上海抗战的几个月里,宋庆龄除了演讲宣传之外,还和大姐宋霭龄积极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照看伤员的战地护士,组织抗日宣传工作。
9月份,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会长的宋子文,力邀二姐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宋庆龄欣然答应。这是十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表示支持,她还提议将9月5日作为首个“献金日”,号召上海各界妇女和市民积极“献金”,支持抗日战争。
何香凝女士带头拿出50块银洋,妇慰会上海分会的其他领导人也纷纷带头捐献,社会各界妇女都积极献出了自己心爱的戒指、手镯、项链等首饰,支持抗日。不到一个月,妇女们献金认购国债数额就达到了2.4亿元,接近发行总额的半数。
■享受重聚时光的宋氏三姐妹
宋霭龄在妇慰会分会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她积极协助宋庆龄组织各种演讲,出席各种联席会议。在宋庆龄因病不能出席一些活动时,她还能及时地顶替二妹,出了不少力。正是由于大姐宋霭龄在身边,宋庆龄心情也比以往要好,能够更好地投入后援救国工作中。宋氏姐妹为抗日做出的努力,受到上海各界的一致好评,姐妹三人也仿佛亲密如往昔。
宋美龄作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负责人,四处奔波,有一次还差点失去性命。
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来到上海前线视察看望伤员,顾问端纳和副官张琪同行。汽车刚过苏州时,由于道路上弹坑较多,行驶缓慢,被正在天上盘旋侦察的日军飞机发现了。轰炸机朝着宋美龄乘坐的汽车冲来,司机加大油门准备脱逃,后轮却突然爆破,车子一下子翻滚进了路边的土沟。宋美龄顿时昏厥过去,最后被端纳救醒。
宋美龄摔得满身泥土,还好躲过一劫。端纳征询宋美龄意见,是继续去上海还是返回南京。宋美龄经过考虑,还是选择了继续去上海。在上海前线慰问士兵时,宋美龄再次昏倒,被端纳等人送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