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霭龄可算得上是宋氏家族的大姐大及总设计师,这个集多面性格于一身的女人为夫揽权、借权圈钱、为家族争利益,开始了人生舞台上的一连串的精彩表演。她力促小妹宋美龄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走到一起,为夫谋权力谋利益,在幕后运筹帷幄,开创了一个属于“四大家族”辉煌统治的时代。
孔夫人情倾权力,助夫给力高升
由于宋霭龄的全程策划及热情参与,蒋宋联姻才得以成功,从此宋氏家族的命运和蒋氏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宋氏三姐妹之间的姐妹情感却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宋氏三姐妹个个性格鲜明,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作为宋家大姐的宋霭龄,除了为丈夫孔祥熙出谋划策争权赚钱之外,还为父亲离去后的宋氏家族重振威名而倾注了全力。
对于蒋宋联姻,有人欢喜有人忧愁,其中自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就是宋家老二宋庆龄。因为蒋介石的政治做派,已经偏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她不愿宋美龄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但仅凭宋庆龄一个人的力量,阻止不了蒋宋联姻,何况其中还有大姐宋霭龄的“倒戈”,蒋宋联姻最终成为定局。
按照事先与宋霭龄的约定,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先后将孔祥熙与宋子文调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受益最大,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孔祥熙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仕途生涯。
自1928年开始,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孔祥熙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实业部长。1933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因财政预算闹得不愉快之后,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之久的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生涯,成为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
孔祥熙所有光鲜的背后,都少不了宋霭龄的功劳。孔祥熙当政期间,他台前谈事,妻子幕后拍板,这是他办事的一贯套路。孔祥熙俨然一个“妻管严”形象,他在办公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身为女人的宋霭龄虽然没担任什么职务,但政府上下却没有人敢忽视她的存在。不要说孔祥熙,就连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会让她三分,私下里称她为“大姐”,宋霭龄则称蒋介石为“介兄”,“委座”、“委员长”之类的称谓压根儿用不上,因为她是除宋美龄之外唯一一个不需要跟蒋介石客气的人。
在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的宋霭龄,一直热衷于支持丈夫孔祥熙谋权,以致在孔祥熙即将退出政坛时,宋霭龄还在国民党政坛内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是1946年,孔祥熙卸下身上所有重要职务,准备和宋霭龄去美国定居。宋霭龄觉得丈夫就这样退出太过窝囊,她认为,丈夫没少为蒋家江山操劳,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说撤就撤,多少有些卸磨杀驴之嫌。宋霭龄越想越不甘心,便决定在出国之前,让丈夫在政坛再折腾一阵子。于是,她策划让孔祥熙竞争立法院院长职位。
孔祥熙本不想再折腾,无奈拗不过宋霭龄,便任由妻子去安排竞选事宜。蒋介石得知孔祥熙借助“山西帮”势力要参加立法院院长竞选后,只是冷笑一声,却懒得去管。
立法院历来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建立的“CC系”组织管辖,他们绝对不容许孔祥熙掺和进来。他们利用蒋介石的力量,希望委员长明察秋毫,不要批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孔祥熙参加竞选立法院院长一职,此想法正合蒋介石的心意。于是,在各方夹击下,孔祥熙参选失败,宋霭龄的计划宣告破产。
虽然没能成功参加竞选,但是宋霭龄的目的已经达到,她本想为自己和丈夫在权与利的舞台上争回一点面子,让蒋介石以及政坛上的同僚看看,孔祥熙还是有一定人缘的。如今目的达到,她可以安心地跟孔祥熙隐退了。
目标一致,夫唱妇随配合赚钱
出生于晋商家庭的孔祥熙,自小就耳濡目染,见识了金钱的魔力。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在家乡山西太谷成立铭贤学院,力图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发家致富的梦想。
回乡办学的初步成功,给年轻的孔祥熙带来了荣耀和良好的口碑,出自商人世家的他自小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加上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使他想要走上一条更加宽广的创业道路,急欲在商海中一试身手。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孔祥熙首先看上了煤油。煤油也称火油,当时已经成为居民夜间照明的必备品,选择经营煤油生意必将有大钱可赚。1912年,孔祥熙与五叔孔繁杏一起设立了祥记公司,从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手上买下了总代理权,在山西境内经营销售,每年都能通过经销火油获取一笔不菲的利润。
后来,祥记公司又开始涉及铁砂、洋碱、白糖等生意,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孔祥熙的经商致富之路也越走越宽。为了更好地对外联系与方便缴纳保证金,孔祥熙在天津成立了裕华银行作为公司的担保方。一家公司,一家银行,两者互为辅助,一起发展。
1913年,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因处境危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日本,身为革命党人的孔祥熙亦随之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间,孔祥熙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生伴侣宋霭龄。
有意思的是,两人有一次谈到未来的理想时,孔祥熙竟脱口而出,说他想要拥有一大笔财富。孔祥熙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过直白。他怕宋霭龄觉得自己俗气,便又加了一句,想把拥有的财富捐献给革命事业。让孔祥熙没想到的是,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宋霭龄不但没有瞧不起他,反而附和着说,自己也想拥有巨大的财富,用来造福于民。那一刻,宋霭龄俨然把自己装扮成了圣母玛利亚。
宋霭龄的这番话不管是附和也好,玩笑也罢,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人后来的确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对夫妻。只不过这笔财富既没有捐献给革命,也没有造福人类,而是用在了奢华的生活上。
宋霭龄与孔祥熙到底有多少钱?到现在依然没人能给出答案。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曾经披露,很多重庆政府的要人在美国银行都存有存款,而其中拥有最大一笔的户主便是宋霭龄。
宋霭龄账户里的巨款是怎么得来的呢?
孔祥熙与宋霭龄这对夫妇,都是爱钱且能赚钱的人。孔祥熙在遇到宋霭龄之前,就已通过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但是那点钱跟后来拥有的财富相比起来,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小小的财富,也让孔祥熙顺利地戴上了“山西首富”的帽子。孔祥熙自己也知道,这顶帽子其实没多少含金量。
遇到宋霭龄之后,孔祥熙急于赚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精打细算的宋霭龄。因为宋家的两个女儿宋庆龄与宋美龄先后嫁给孙中山和蒋介石,在两个妹妹面前,完全不具备政治优势的大女儿宋霭龄必须在经济上有所“突破”,才能与两个妹妹相提并论。孔祥熙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妻子督促自己的发财规划十分赞同。
1928年,孔祥熙出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掌权之后,他开始了对财富的疯狂掠夺,将金融界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就连大舅子宋子文都对他甚为不满。与此同时,宋霭龄在幕后大搞投机活动,孔祥熙对此极为宽容,甚至积极怂恿。一个台前,一个幕后,这对夫妻一张一弛,刚柔并济,互为补充,赚起钱来,实在默契有加。
然而,孔祥熙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财产大部分来源于民脂民膏,宋霭龄曾经多次向人解释,他们的财产是孔祥熙步入政界以前在山西老家经商积攒下来的。但实际上,孔祥熙的真正发迹史是在当官以后,尤其是蒋宋联姻之后。
操控证券市场,三泰公司日进斗金
财政部长孔祥熙赚了不少钱,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处在幕后的孔夫人宋霭龄也赚得盆满钵满。孔氏家族的第一次暴富,便是宋霭龄通过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投机活动取得的。
■幕后“女王”宋霭龄
1934年,时值国民党政府财政状况不好,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指示下,采取了各种措施弥补国库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大放“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简称“二三关”。“二三关”是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公债,共1亿元。
在上海证券交易中心,“二三关”是一匹黑马,价格一直飙升,引人注目。人们纷纷跟风掏钱大量买进,这正中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宋霭龄二弟)下怀。这三个人一面掌握着国民政府金融大权,一面又建立公司秘密操纵股市,扰乱证券市场,牟取暴利。
他们建立的公司便是早些年在上海成立的三泰公司,公司背后的真正主人其实就是孔夫人宋霭龄。为了实现发财梦,宋霭龄选择做幕后老板娘,操作一切公司事务。此时正值“二三关”库券风潮,宋霭龄便借机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投机生意。
当时日军已侵占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近,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宋霭龄四处散布中日两国即将开战的谣言,说南京政府准备发行一种全新的国债代替原先的公债,并且将停止支付旧有国债的利息。
此消息一传开,整个上海滩人心惶惶。人们害怕手中的公债变成一张废纸,于是按照听到的消息指示,把公债纷纷抛出。如此一来,公债很快低于面值,最低时甚至仅值所持面值的一半。
当徐堪、陈行等把公债的市面行情告诉了宋霭龄后,她大喜过望,指示他人第二天立即吃进。孔祥熙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幕后是宋霭龄,但是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暗中帮助妻子完成这笔投机生意。
很快,事情就朝着宋霭龄设想的方向发展。当三泰公司大把吃进廉价国债之后,孔祥熙所在的南京政府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财政部的声音传遍金融界,无外乎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公债绝不会贬值等说法。另外,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还表示,将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
官方出面辟谣,使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也直线上升,此时的宋霭龄要做的事情就是抛售公债。几天时间,三泰公司将当初低价吃进的公债高价抛出,一进一出之间,公司稳赚3000万,这笔钱的一多半都落入了宋霭龄的腰包。
恰当的时机,低买进,高抛出,这一直都是通过公债赚钱的最好手段。宋霭龄亦精通此道,加之自己“掌握”的政策倾向,钱自然非常好赚。但是此举却害苦了那些不幸“上钩”的人,当时就有人因此倾家荡产,因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自杀。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泰公司的伎俩最终被人们识破,但面对官商勾结,再大的愤怒都改变不了既定的现实。当时的上海滩流传出了有讽刺意味的顺口溜,意思是,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即: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名义上撑门面的三人一齐“中枪”,真正的老板娘宋霭龄却在牌桌上玩得不亦乐乎。
开“母子店”,走私倒卖样样来
抗战打响后,国民政府匆忙从上海淞沪及南京撤退,不久上海沦陷,这座国内吞吐物资最大的港口就此丢失。
上海港丢失后,当时唯一的海上通道只剩下“香港—广州”一线。由于英国当局控制的香港与邻近的广州关系密切,“唇齿相依”,所以港英当局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中国内地一些方便。但由于政策的不同,香港方面只暂许中国的一些机构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在此规矩下,国民政府在香港设立了军统西南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其中中央信托局处于孔氏家族的控制之下,并在汇丰银行大楼租了20间办公室。
宋霭龄带着儿子孔令侃以及信托局局长叶琢堂到达香港。受财政部长孔祥熙“照顾”的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持业务。
中信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运输等经济领域的相关事宜。孔令侃在港上任后,自恃是中国豪门阔少爷,大权独揽、嚣张跋扈。抗战时期,中信局主管的各领域内部黑幕重重,宋霭龄多次跟儿子孔令侃通过中信局侵吞国家财产。
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香港设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为国民党军队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装备,以备战时之需。蒋介石将这个地下部门交给孔家打理,其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将这笔中德生意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孔令侃为此特意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了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蒋委员长的招牌大发横财。
当时德国几家大商行在中国收购土产或其他物资,急欲运往德国抵充贷款。孔令侃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赚钱机会,于是和母亲宋霭龄商量,意欲从中捞钱。为了方便行事,孔令侃便在中央信托局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在内地代德国洋行收购桐油、猪鬃、矿砂、药材、蛋品等战争控制物资,然后倒转给德国,从中牟利。
由于身处香港,又是地下贸易,孔令侃和宋霭龄在香港的所作所为非常神秘,极少有人知道内情。后来就有人戏称,当年的中央信托局差不多成为了宋霭龄与孔令侃在香港开的“母子店”。中央信托局俨然成了这一对母子操控全局、大把捞钱的指挥所。
在港期间,孔令侃还与大舅舅宋子文“杠”上了。当时亲美的宋子文正一手包办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通过几大公司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以抵押债款。当然,宋子文也从中牟了不少利益。孔令侃感到极度不满,因为两人的内地收购业务出现了交集,两人为控制内地收购市场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
两人都有强硬的后台,因而互不买账,最后还把纠纷闹到了重庆政府。最终,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护身,占了上风。
在整个事件里,宋霭龄碍于亲情关系,没有直接出面处理,但由此也反映了姐弟俩、舅甥俩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
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自然也很关照孔家。1939年9月,就在希特勒准备突袭波兰的前几天,与孔令侃生意交往密切的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找到他,说自己接到上方密令,准备马上撤离香港回国。孔令侃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宋霭龄。
虽然对方撤离原因不清楚,但宋霭龄感觉到德国极有可能会出大事,加之当时的欧洲大环境,战争很有可能会一触即发。于是,她立即指示账房将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事后证明,宋霭龄的预料完全正确,聪明的她由此又发了一笔大横财。
身陷香港“间谍门”,宋霭龄急切救子
孔令侃在港期间,为了更好地与内地取得秘密联系,他在中央信托局的办公室里私自设置了一部电台。
电台具有特殊的机密性,不是谁都可以随意设立的。当时,国内被允许在港公开设立电台的机构仅有三家:代表国民党财政当局的中央银行电台、军统所辖西南运输处电台以及交通银行中国电报局。显然,孔令侃这部电台是违规设立的私立性电台。
随着欧洲战事的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美国方面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的存款。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得知后,迅速向孔祥熙秘密传达了这一信息,孔祥熙随即利用电台与宋霭龄、孔令侃取得联系,转告了这一消息。
电台的快捷性无与伦比,宋霭龄听到消息后立马展开行动。当天下午她就在香港半山公馆召见亲信赵季言,令他即刻飞往美国,利用化名转移孔家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赵季言立即赴美将事情全部办妥。
孔家资产顺利转移后,重庆方面才正式公布了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被冻结情况的消息。消息一公布,外汇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很多银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多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孔祥熙趁此时机全面掌控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权。
电台的优点体现出来以后,孔家更加依赖于这部电台。身在重庆的孔祥熙和身在香港的孔令侃、宋霭龄不但可以随时联系,掌握国内外金融市场动态,还可以就外汇、金银、美国股票行情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电台隐藏得再好,也有被人发现的时候。当时,香港这个“中立地”表面上一片宁静,实则鱼龙混杂,充斥着各种势力,特别是各地的情报部门都在此处驻扎,进行间谍活动。没过多久,日本情报部门就监测到了孔家的电台。
日本情报部门将此事上报香港英国当局,并称这种行为是一种张狂的间谍行为。英国当局获悉情况后很快展开调查,最终查到这部电台的设立者和后台操控者居然是中央信托局的孔令侃。香港警察随后赶赴汇丰银行大楼中央信托局查抄了电台,带走了很多文件、密码本、电文底稿。孔令侃的几个心腹及电台情报人员也被警方带走。
第二天,此事就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很多报纸直接称之为间谍情报电台,整个香港为之震惊。英国当局对此事极为重视,在调查到这部电台涉及孔宋两大家族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相关机构时,香港英国当局认为不便将此事扩大化,便决定将与此案有关的孔令侃等数人驱逐出港。
英国当局的强硬态度让宋霭龄有些措手不及。母子俩赶紧连夜商量对策,花钱交保打通各个环节,尽量将此事的影响压到最低。
在与英国当局的协调下,香港方面做出让步,将全部案卷移送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因考虑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请他自由离境。
俞鸿钧接手相关案卷后,考虑到事件的特殊性,在和宋霭龄商量好报告的相关措辞后,正式向重庆政府外交部作了汇报。此事最终也惊动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看来,以孔令侃的背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顺利解决的。然而这次却闹得英国人也大动干戈,可见问题有多不简单。于是蒋介石做出批示,要求孔令侃返回重庆,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向他汇报。
孔令侃见姨父蒋介石如此坚决的态度,自感大事不好,只得找母亲宋霭龄商量对策。宋霭龄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可能还会影响到丈夫孔祥熙的仕途生涯。思前想后,宋霭龄为避免儿子与老蒋直接交锋,决定将孔令侃送出国暂避风头。她立刻联系美国方面相关人士,安排将孔令侃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至于重庆方面,也只能祈祷一切都能顺利“摆平”了。
一向骄纵自大的孔令侃只好独自一人黯然赴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宋霭龄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香港。
赚钱最狠一招,剑指美元公债
宋霭龄最擅长的赚钱方式就是做投机国债,利用一进一出的巨大差价赚钱。如果说利用三泰公司做投机生意,利用战争进行物资交易是宋霭龄智慧的体现,那么侵吞美元公债绝对是其一生最大胆的表现。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的飞机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本土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出来。
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经过全面考虑,准备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战争储备贷款。美国国会经过讨论,认为此举可以加强中国反侵略的能力,使中国军队更多牵制日军精锐部队,减轻太平洋海域作战美军的压力,最后这一议案通过。
5亿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乐开了花。他马上找来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商讨这一笔贷款应该如何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经过蒋介石和孔祥熙以及财政部、中央银行等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商议后,大致拟出了一个使用方案:5亿美元中,有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作为战略储备;另外1亿购买军火用于抗日;其余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对于发行公债筹钱,孔祥熙自然赞同,本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相当紧张,甚至入不敷出。身为财政部长,正愁没有办法摆脱当下财政困境,巨款从天而降,犹如给委靡不振的国民政府财政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孔祥熙顺势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机会,准备玩一次寅吃卯粮的游戏。
宋霭龄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她很高兴,因为自己又有机会在这笔巨款上做文章了。
这次美元公债以“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为名发行,然而初期并没有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中国人普遍对美元国债不是很了解,大多不敢买。有钱人宁愿用钱来抢购物资囤积,也不愿去碰这些公债。至于那些平民大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没有闲钱购买。
公债卖不动,蒋介石只好“披挂上阵”。他亲自致电各省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让他们想办法将公债向所辖区内的社会各阶层摊派认购,并按照比例上缴国库。
■宋霭龄夫妇与宋庆龄及史迪威
委座有了指示,下面的人自然不敢怠慢。高压之下,公债购买这才有了一定的进展。那些被迫购买的人,大多愿意折本脱手抛出公债,造成了美元在黑市上的价格一降再降。当初官价折合20元法币的1美元一直降到17元至18元左右,最低时仅10元多一点。
没过多久,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美元公债市场购买力低迷的现状。发行美元公债的同时,孔祥熙滥发法币,使得国统区通货严重膨胀,法币愈加不值钱,甚至成为废纸。于是,很多人开始转而购买美元公债。黑市上的公债价格又一次被“炒”火,一路反弹飙升,10元出头的价格直线上扬,涨到30多元时,行情仍然看涨。
孔祥熙没想到歪打正着的这一招使得美元公债飞涨,不禁暗自欢喜,同时还不忘给美元做个宣传,称美元公债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提供担保的,信誉度不用怀疑。到1943年下半年,美元公债成为抢手货,面值甚至夸张地飙升到100元。
孔祥熙见公债卖得这么好,更是欣喜若狂。但奇怪的是,孔夫人宋霭龄却在这个时刻站了出来,制止公债发行买卖。
其实,美元公债发行的前前后后,宋霭龄一直关注着。待美元升值到一定程度后,她也从国库局得到消息,国民政府财政就是一个空壳,随时都可能崩盘,必须拦下孔祥熙手里的最后5000万美金债券。在见惯了大场面的宋霭龄眼里,5000万只不过是一堆数字,完全有能力一口吞下。
宋霭龄此举大大出乎孔祥熙的意料,他一时不明白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待宋霭龄道出其中缘由,孔祥熙这才恍然大悟,但赤裸裸地这样做,他多少有些担心。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由于涉及数目太多,极有可能惹来大麻烦。但是胆大的宋霭龄表示,只要搞定国库局以及业务局,一切都好办,就算蒋介石查到此事,就借口说这些公债是为辛苦的政府官员准备的。在妻子的劝说下,孔祥熙同意了这一提议。
第二天,全部美元公债即将销售告罄的消息出现在了重庆各大报纸的头版。在宋霭龄的指示下,几天后,财政部停售美元债券。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霭龄的授意下,要求各省将剩余的美元公债押向中央银行,转存国库局。
随后,宋霭龄拨出一小笔钱分给国库局职员作为“辛苦费”,运用中央银行空头支票,分期分批将5000万元美金转了出去。除了其中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派给了一些权贵和政府要员之外,其余资金全部进入了宋霭龄的三泰公司的账户。
美元公债停售后,供不应求的美元债券在黑市上的价格扶摇直上。1943年底,疯狂突破了200元大关,是第一次发行时的10倍,最高价达到了273元。后来有人保守估算,孔祥熙、宋霭龄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至少赚了30亿元法币,仅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当时四川省全省一年的储蓄总额。而事实上,他们获得的财富远远不止于此。宋霭龄这次空手套白狼,不花一分钱就赚了如此一笔巨款,俨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赚钱高手。
所谓福祸相依,他们虽然赚取了一生中的最大一笔财富,可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侵吞美元公债引发了民国政府官员最大的贪污案,这件事也为孔祥熙政坛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孔祥熙只得放弃财政部长一职,黯然下台。
1947年,无官一身轻的孔祥熙与宋霭龄飞往美国定居。在美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秘密调查孔家在美国的财产。
调查发现,宋霭龄在纽约大通银行存有8000万美元,宋子文在花旗银行存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而这些巨款只是宋氏家族成员的一部分存款,还不包括孔祥熙在纽约中国银行以及宋子文在旧金山广东银行的存款。
看到这些调查资料,杜鲁门总统大为震惊。脾气暴躁的他再也无法忍受,大骂宋氏家族个个如贼,贼一般地侵吞赚取美国的钱财。至于宋氏家族到底有多少财产,由于孔的中国银行和宋的广东银行属私人控制,外部力量很难介入,FBI的调查工作最终不了了之。
至此,宋霭龄到底有多少存款,其他的宋氏家族成员存款到底几何,还始终是个问号。
宋霭龄撮合蒋宋联姻、为夫谋权、聚敛钱财,造就了财富滚滚的孔氏家族和宋氏家族,同时也开创了“四大家族”统治的时代。
除此之外,宋霭龄还是蒋氏、宋氏、孔氏三大家族之间唯一的润滑剂,比如帮孔宋家族成员做过事的徐家涵说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发生内部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这个大姐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抛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让她三分。
就是这样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在钱与权之间博弈,在家族爱恨的情感之间完美地穿梭,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十年,这也是宋庆龄过得最幸福的十年。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孙中山的生命后,宋庆龄从此失去了最值得依靠的人。
然而,在孙中山先生身边耳濡目染的熏陶,加上多年来一直心系革命,使得宋庆龄重新坚强地站了起来,接过革命的大旗,再次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并矢志完成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
在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后,在国家前途与姐妹亲情面前,宋庆龄毅然选择了前者。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她流亡海外,继续为中国革命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孙中山抱病北上,宋庆龄全程相随
1924年6月16日清晨6时,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前往黄埔军校参加开学典礼。有人用相机把这一幕定格为永恒。
照片上,孙中山身穿浅色衣裤,神色凝重地站在主席台上;宋庆龄上穿素花中式大襟女衫,配上庄重的黑色长裙,陪伴孙先生身边;旁边站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
下午,宋庆龄陪孙中山出席军校阅兵式。军容整齐的学生们迈着正步,精神抖擞地接受检阅,孙中山先生倍感欣慰,一旁的宋庆龄自然也为孙中山先生高兴。
1924年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是生命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黄埔军校建成,完成了他建军先建校的夙愿;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结成,完成了他顺应历史潮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拼图,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了新三民主义。
同年秋,西北军领袖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坐镇北京的直系旧军阀大总统曹锟。然而,打垮了直系军阀,又迎来了皖系军阀,北京出现了以冯玉祥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共同支配的政权,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
这样一个妥协组办的政府注定政治矛盾重重,三方谁也不服谁。经过商议,他们只得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先生一直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先后经历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失败后,他又领导了1918年、1922年以及1924年的三次北伐,其中第三次北伐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确立后。虽经历数次失败,但孙先生仍坚定不移地朝着革命道路往前走。
早在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际,就宣告要为统一新生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所以对冯玉祥等人的邀请,他非常重视。
此时,南方革命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孙中山先生不应该北上,因为时局动荡不安,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孙中山却认为“现今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要想结束目前南北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真正地统一中国,就不应该放弃任何一线希望。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抱病北上。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人离开广东北上,17日抵达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了讲话:“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他也谈到了应该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于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并未对皖、奉军阀的实质有根本上的认识。11月21日,孙中山一行离开上海继续北上,最后却选择了取道日本。孙中山为什么要去日本?历史上说法不一,根据孙中山当时的演说和多数史书显示,因上海北行车船受阻而临时决定绕行日本。
当时从上海到天津的船位紧张,火车也不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取道日本才能去天津。综合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孙中山去日本其实有着更多的想法。
早在这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就曾派李烈钧赴日发起亚洲大同盟,谋求中日提携合作,并加强同俄国的合作关系,意在共同对抗欧美列强。因此孙中山此次赴日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增加与皖、奉军阀谈判的砝码。因为北京政变后,北方政局实际上由以日本为后台的皖、奉军阀所控制。孙中山深知,要想谋求和平统一,争取日本当局的支持很关键。
孙中山派汪精卫、韦玉等人先行与接待方协调,自己和夫人宋庆龄等少数随员赴日。11月23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日本长崎,日本记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登船欢迎。孙中山举行了记者会。28日,他们抵达神户。当日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一起来到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发表演讲。孙中山首先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阐述了只有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道理。接着,宋庆龄做了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宋庆龄性格偏静,跟大姐宋霭龄和小妹宋美龄比起来,她是一个比较腼腆害羞的人。她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就曾提过自己很害怕公开演说的事,她希望能在丈夫孙中山背后给予他最需要的帮助和力量。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她出面,她仍然会克服困难,毫不犹豫地站到台前。
神户是个美丽的城市,对这个地方,宋庆龄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曾经是她和孙先生度蜜月的地方。宋庆龄阔别日本近十年,人们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她很受感动。虽然是第一次公开演讲,但是宋庆龄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她赢得了阵阵掌声。当她阐述妇女解放的问题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她在演讲中强调,妇女问题是民族尺度的问题,妇女应该积极参加国家公共福利事业,妇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在那个年代,宋庆龄能如此高瞻远瞩,实属难能可贵,当时日本的评论界高度评价了此次演讲,并将此称为“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这也奠定了宋庆龄日后为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积极活动的基础,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她对妇女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与民间对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不同,官方的态度比较冷淡。因孙中山北上谈判属政治敏感事件,日本政要在这一刻选择了集体“蒸发”。孙中山一行极为尴尬,一腔热忱和希望化为泡影,只好失望地离开日本。
孙中山原本身体就虚弱,此次北上,旅途奔波,再加上日本之行遭到官方冷遇,更使他的心情大受影响,越发心力交瘁。好在有宋庆龄陪在身旁照顾,他才能勉强支撑,心情也逐渐好了起来。
■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北上
在一个晴好的日子,孙中山还饶有兴趣地登上甲板看看风景,与宋庆龄合影。照片中的孙中山左手撑杖,右手拿帽,看上去身体很虚弱;一旁的宋庆龄一身绒毛大衣,手拿小包,稍稍歪着头,很是优雅。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张合影竟成了两人此生的最后合影。
经过黄海的狂风巨浪,一行人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天津工商学界及市民等团体单位两万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夫妇。
当一行人终于到达天津时,孙中山面色苍白,腹部剧痛。随后,他在宋庆龄、汪精卫以及儿子孙科的陪同下前往河北曹家花园奉军总部,与张作霖短暂交谈后即返回行馆,请德医克利博士诊视,后遵医嘱没有参加晚间举行的欢迎会,只派了汪精卫代表参加。
这一晚,张作霖回拜孙中山,孙身体欠佳,卧床未起,宋庆龄在身边服侍。张作霖干脆坐在床边说起国事,两人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可见抱病在身的孙中山对国事的关注程度。
由于身体不适,孙中山在天津行馆疗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宋庆龄侍汤侍药,并多次亲自下厨料理膳食,将孙中山先生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久,当孙中山听说在北京的段祺瑞提出“外崇国信”主张后,因过分动怒而伤及肝。宋庆龄看到丈夫为国家大事大发怒火,心忧如焚,但自己能做的似乎只剩下劝慰了。她尽量以平和的语气告诉先生,这些都是此次北京之行的不和谐因素,但正因为如此,先生才有北上商议的需要。她还开玩笑似的告诉先生,首先要珍重身体,才好有力气继续战斗。
由于病情始终没有好转,孙中山只好接受医生的劝告,前赴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趁着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孙中山决定于12月31日赶赴北京。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车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各界列队欢迎,约有十万之众,群众情绪热烈。为重申来京的目的,同日,孙中山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下榻北京饭店后,由宋庆龄贴身照顾。孔祥熙及宋霭龄各被安排辟室一间,代表宋庆龄招待女宾并看护孙中山病情。当时规定,非重要公务或未经医生许可,不得晋谒总理。由于每天来访者众多,孙中山不能一一接见,只好按来访者身份,指派其他人员接见处理。当时侍从众多,经过分配,昼夜轮值。
孙中山不幸病逝,宋庆龄继承遗愿
1925年1月21日后,孙中山先生的体温骤然升到了40多度,基本上已经不能进食。23日,他的眼球出现了黄晕,经医师诊断,发现肝脏的脓液已经侵入身体其他部位,不得不考虑手术。
各国名医联合会诊后表示,目前最好的救治办法就是立即进行手术,这也是挽救孙先生生命的唯一希望。在征求孙中山本人意见时,他却开始迟疑不决,最后在宋庆龄的反复请求下,才答应入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
孙中山到底得了什么病?之前各国医师会诊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虽然查到了是肝出现问题,但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否癌变,一直没有下结论。
26日下午,孙中山先生被推进了手术室,此次手术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等大夫在旁辅助,外国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在看台上守候,情绪最为紧张的宋庆龄则被安排在与手术室相邻的房间等候。
待手术开始进行,孙中山的腹壁被切开后,让人震惊的状况出现了:他的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长满了大小不等、黄色发硬的结节,使腹脏各器官连在了一起,手术已经无法割除。邰大夫明白这是肝癌晚期的表现,只好向看台示意停止手术,汪精卫等人看到医生此举,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程度。
邰大夫只好选取肝上的小块组织作为标本,洗净缝合伤口,快速地结束了手术。宋庆龄虽然知晓丈夫病情的严重,但还是对手术治疗抱有一丝希望。当从医生那里得知肝癌晚期的结果时,她的心凉了半截,丈夫痊愈的希望彻底破灭。
手术后的第二天,经国民党党中央会议研究后,征得宋庆龄同意,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外科主任邰乐尔对媒体联名宣布,孙中山先生已到肝癌晚期。
孙中山在京期间,北京政权领导人又有何反应呢?据说,孙中山动手术的第一天,段祺瑞来探病,由于段祺瑞封建军阀卖国求荣,之前孙中山曾轰走过段祺瑞派来的代表。这次段祺瑞亲自来访,孙中山依然没有给他好脸色。
孔祥熙等人深知孙先生的顾虑与不便,就在前厅陪坐了一会儿,等待孙中山的答复,但是固执的孙中山因气愤段祺瑞政府的一意孤行,仍不愿意与其会面,最后派人婉言谢绝了段祺瑞,段也只好起身告辞。
孙中山先生已是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后,孙中山身处各地的亲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赶来。宋霭龄带着大女儿孔令仪来到北京,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也从广东赶到北京,帮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这些人无疑都给了孙中山和宋庆龄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2月18日,在协和医院医治不见好转的孙中山,转移到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宅静养。顾维钧是前外交总长,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留下这所空房。宽敞的房舍,足够孙中山夫妇及其随从人员居住。据1925年2月19日上海《申报》载《孙中山最近病状》记:
东方社十八日北京电云:孙文已于十八日午后零时半出协和医院。当时该医院大门内外,完全禁止闲人接近。孙文出院移入红十字会汽车时,无一人得见其病躯,上车后即驰赴铁狮子胡同前往顾维钧之住宅。
另据同一天的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已迁出医院矣》记:
中山先生昨日午刻十二时出协和医院,由升降机下楼,乘红十字睡车,送铁狮子胡同行辕。沿途协和医生与德医克礼、民党各要人、孙夫人均护送。行辕结彩欢迎,并有军警多人在彼照料。临时遮断交通,恐途中颠簸,故驾驶者开车甚缓。抵顾宅后,用床抬入大客厅内。出院时体温如常,脉搏一百次。抵顾宅后复加试验,体温如常,脉搏一百十次,惟精神衰弱。至出院原因,闻系因在医院方面,施治技穷。左右主张改用中医,惟中山本人仍信西医。故现在仍主由西医诊治。非待至西医束手时,断不至改用中医。今日到行馆慰问者甚多,段执政代表蔡廷干、郑洪年亲到慰问。均国民党代表招待。又行馆秘书处今日发出通告,报告此事,并请访客勿谈国事。兹将原文录左:奉孙中山面谕:
此次搬入行馆,专为疗病,一切宾客,概未能接见。凡到访者,派人招待,惟以询问病情为限。关于军国大事,暂行停止谈话。特此通告,诸希谅察。
秘书处
二月十八日
另外,汪精卫将孙中山出院情形发了封电告给留守广州的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其内容部分摘录如下:
总理受镭锭母治疗,已历四十余小时。协和医生,谓此病用镭锭母亦未必有效,且用四十八小时,即当停止。而连日总理体气日弱,医生屡告绝望,故总理决意出院,迁入行宫疗养。家属及同志皆同意,即于今午迁入,沿途平安。特闻。兆铭。巧(18日)
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协和医院相关医生吩咐准备后事。为避免刺激宋庆龄,汪精卫请她暂离病房。征得宋庆龄同意后,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和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拟征询中山先生遗嘱,汪精卫记录下了孙的遗嘱初稿。
这次征得孙先生家事遗嘱和政治遗嘱各一份。家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除了两份遗嘱之外,汪精卫还征得孙先生的《致苏联遗书》一份,遗书真诚恳切,字里行间深切地表达了他希望国民党能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完成赶走帝国主义,解放中国事业的理想。
3月11日,孙中山再度病危。孔祥熙、宋子文、宋庆龄等人围拢在孙中山周边,先生特意将何香凝唤到身旁,悄悄告诉她,一定要“善视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孙中山将宋庆龄托付给了自己最信得过的人,同样的话他也向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做了强调。
此时,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已经哭成了泪人,她托起丈夫颤抖的手,在遗嘱上艰难地签上“孙文”二字。在场的孔祥熙、汪精卫、孙科、何香凝等人,均成为《总理遗嘱》见证人。
据史料记载,孙中山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后,出现了一些特殊征兆。无数乌鸦云集至此地,密布天空,甚是惊人,以至于3月11日孙中山病危之际,梁启超前往问候孙中山时,竟然惹来了数千乌鸦猛扑上身。
梁启超何时遇到过这样的攻击,自然狼狈至极。见到平生与孙中山关系并不好的梁氏遭到如此“待遇”,照顾孙中山的相关人员认为这完全是天意使然,但他们也知道,冥冥之中似乎有种预兆,某种不幸很快就会到来。
果然,就在梁启超问疾孙中山后的第二天,孙中山生命垂危。3月12日早晨,医生告知家属及相关人员,孙先生只剩最后一口气。在汪精卫和宋庆龄的带领下,在场的孙先生家属以及党内相关人士一起入室,见孙先生最后一面。此时的孙中山处于昏迷状态,眼前的很多人他已经难以分辨。
在孙中山弥留之际,人们还可以从他口中听到“和平”、“奋斗”、“救中国”等字眼。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与牵挂,与世长辞。
孙中山遗体被抬走后,宋庆龄孤单单地坐在丈夫躺过的病床前,这令人心碎的场面使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
宋庆龄当时才30岁出头,柔弱美丽的她正是需要呵护与温暖的年纪,却承受了如此的生离死别。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牵手走过政治风浪,留下过许多温馨的回忆。可如今,斯人已去,永不复见。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
■宋庆龄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守灵
孙中山病逝的那一夜,大姐宋霭龄看到二妹如此孤单痛苦,就告诉女儿孔令仪去陪伴宋庆龄说说话,懂事的令仪明白母亲的苦心,她体贴地陪着姨妈一起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夜晚。
据孔令仪后来回忆说,当时二姨还问自己怕不怕,其实当时自己十分害怕,但还是说不怕。在她的印象中,宋庆龄相当内向,但是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就会坚定地走下去,比如当初不顾外公外婆的阻拦毅然决定嫁给孙中山。
孙中山离世,并没有留下什么万贯家财,但他却留给了后人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宋庆龄所能做的,就是坚定地继续先生遗志,朝着孙先生指引的革命道路勇敢前进。
为国奋斗,投身大革命洪流
如果从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已奋斗了30年。在这30年里,一个个中华儿女聚集在孙先生的旗帜下,追求自由,为国奋斗。很多人因此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宋庆龄。
孙中山去世后,移灵香山碧云寺暂置。宋庆龄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其间还去过两次南京,其主要任务就是为孙先生选墓地。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首府,也是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地方,宋庆龄决定将先生安葬于此。
关于选择南京作为孙中山最后的归宿地,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卸任总统的孙中山有一次在南京紫金山打猎,登上紫金山时,被眼前的山水气象折服,他对随行的辛亥元老胡汉民、贴身侍卫郭汉章说,将来死后能够葬在这里就好了。也许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看得出,孙先生钟爱紫金山。没想到一语成谶,13年后,这句玩笑话变成了现实。
孙中山逝世后几个月,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反对剥削和压迫。宋庆龄也不忘使命,在廖仲恺以及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元老的帮助下,在上海、南京大力宣传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精神。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开枪射杀示威游行群众,酿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引爆了全国大革命风暴。反帝国主义怒火席卷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6月初,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见《民国日报》记者,就“五卅惨案”发表了看法。她愤怒地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
她认为面对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国人的态度应该是“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只有这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压迫,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另外,她还希望国民要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起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她说:“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
对于这场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宋庆龄也给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及时站了出来,与《民国日报》记者的一番谈话也很有见地。她多年追随孙中山左右,耳濡目染,展现了一个正逐渐走向成熟的政治领袖风采。除了思想上的支持之外,她还身体力行,号召妇女们募捐,支持南方罢工,并且帮助那些在上海流离失所的工人。为此,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做了大量的救助工作。
“五卅惨案”发生一个月后,即6月30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当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20万群众,这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在天安门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群众集会。这样大规模的集会当然少不了宋庆龄的参与,刚刚从上海抵达北京的宋庆龄没顾得上休息,就直奔天安门会场。
宋庆龄身体本就不舒服,加之旅途劳累奔波,并没有做与会发言。共产党妇女运动代表刘清扬代她向大家说明事由,并表示歉意。当宋庆龄登上主席台挥手向大家致意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宋庆龄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与崇敬,不禁深受感动。
此次国民大会不仅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团体队伍,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后援团会和工党代表。宋庆龄从中受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和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
国共合作期间,宋庆龄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在上海,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妇女领袖向警予、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经常去上海宋庆龄寓所拜访,她们在一起讨论形势,瞻望未来,谈得很投机。这给宋庆龄带来了很大的慰藉,也更加坚定了她追随孙先生脚步的决心。
没过多久,一件让宋庆龄心痛的事情发生了。同年8月20日,从广州传来噩耗,与孙中山夫妇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廖仲恺被暗杀。
早在20世纪初期,廖仲恺与孙中山在日本结识,随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随后积极筹备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叛乱,参加北伐、东征等战役,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去工作关系外,从私人关系而言,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感情最深的挚友,其妻何香凝女士也是宋庆龄女士的至交好友,而且廖氏夫妇还是宋庆龄同孙中山婚姻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最后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宋庆龄最大的精神力量与鼓励。
刚送别丈夫,又送别丈夫最亲密的战友,宋庆龄悲愤至极。此时的她深知廖夫人何香凝内心的痛楚,她在给何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廖仲恺被暗杀后,广大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为廖党代表复仇”的声音响彻南粤大地,正如廖夫人何香凝所说,“仲恺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
国民政府立即组织特别部门,追查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最后查明此次暗杀行动竟由国民党右派集团策划,胡汉民嫌疑最大,胡的哥哥等一批人全部被抓获归案,胡汉民本人事先逃离了广州。
9月1日,广州召开廖仲恺追悼大会并举行了葬礼。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群众20多万人参加,会后还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宋庆龄因身体抱恙,加之上海也有很多公众活动无法脱身,没能去成广州,向何香凝表示了歉意。
1926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二大”会议,这是孙中山逝世后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会议由汪精卫主持。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到会代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共产党人,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主要是支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左派人士。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做了演讲。她大力批判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大家团结协作,一起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宋庆龄在此次“二大”会议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被推选为以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和她自己共六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与何香凝、邓颖超组成大会的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在《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她们喊出了“妇女应急起参加国民革命”的伟大口号,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决议条款。
会议选举了新的机构,一些共产党人也都得到了重用,而宋庆龄则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也是她第一次取得国民党政治上的最高职位。通过“二大”,正式确立了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继廖仲恺之后,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右派做出了妥协退让,在大会选举中执委和中常委时做了让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借机崛起,在党内老右派的支持下,蒋介石顺利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捞足了政治资本。
与蒋介石决裂,为小妹婚姻担忧
就在宋庆龄投身妇女运动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带领下,正进行北伐战争前的准备。
广东国民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恐惧。在北方,他们联合进攻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在南方,他们支持军阀吴佩孚出兵湖南,并联合孙传芳以及滇、贵、川等西南军阀势力,企图三面合围广东革命根据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的“围剿”计划,决定实行“打出去”战略,将革命推向全国。1926年5月,叶挺第四独立团被任命为北伐先遣部队开往湖南,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同时,国民政府委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此,蒋介石这个对中国产生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其可以发展的舞台。
北伐军同仇敌忾,英勇善战,向北的一支冲破湖南的北洋军阀,打到了武汉;向东的一支平定了江西,直接进驻上海,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歼灭殆尽。为了把北伐的胜利成果发展到全国,实现孙中山统一全国的遗愿,广东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
筹备迁都事宜,也是宋庆龄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担当的第一次重要使命。宋庆龄想到孙中山生前几次誓师北伐的失败,又想到如今终于可以将胜利旗帜高高地插到武昌城头,欣慰不已。
实际上,蒋介石一直反对迁都武汉,他不是不想迁离广州,而是因为他看上的地方是南昌。南昌是他的司令部所在地,他觉得南昌的地理位置比武汉更适合做首都。
宋庆龄一行于1926年11月16日从广州出发,先走粤汉铁路到达韶关,再徒步翻越粤赣交界的大庾岭。宋庆龄虽然坐着轿子,但是她经常会在一些不好走的路段下轿徒步前行,吃了不少苦头。眼前此景让她联想到革命道路的崎岖与坎坷,感慨孙中山革命的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前进的信念。
翻越大庾岭抵达江西境内,在赣南工商业中心城市赣州,宋庆龄一行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在这座并不大的城市里,处处都能看到悬挂的标语,比如“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廖仲恺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等,赣南的革命热情让宋庆龄印象深刻。
随后,他们决定由赣江坐船前往南昌。12月2日,宋庆龄等人终于到达蒋介石大本营所在地南昌,蒋介石盛情接待。
由于南昌的局势也不是很稳定,原本预定在此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临时决定将会议移至离南昌不远的庐山牯岭镇举行。从南昌到庐山,安排陪同宋庆龄左右的是蒋介石当时的妻子陈洁如。那年她21岁,正值青春妙龄。此时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一年后,就被迫与蒋介石离婚,把蒋夫人的位置拱手让给宋美龄。
在庐山牯岭镇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很成功,庐山冬季难得的美景让与会代表心情都很好,宋庆龄的感觉也不错。
在会上,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坚持加强团结、开展工农运动、进行社会改革等主张。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这些所谓的社会改革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在乎的是增加军费、扩张军力等问题。此外,与会者们集体通过了召回寄居海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定。
会议结束时,由于左右两派很多政治观念不同,所以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成果。
10日,宋庆龄与其他先遣人员抵达武汉。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以及共产国际特使鲍罗廷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此作为迁都武汉前,国民党党中央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随后,宋庆龄立即投入了筹备迁都的繁杂工作中。
与此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军一路高歌,捷报频传。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从这天起,武汉成为国都,武昌旧督署成为国民政府办公地点。
武昌阅马场、汉口华商跑马场、汉阳球厂先后举办了大型群众庆祝活动,庆祝武汉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三镇人民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连三天活动不断,盛况空前。
武汉表面上热热闹闹,一片祥和景象,但是背后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力量正在暗流涌动,这股力量正是来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
借国民党二大正式“上位”的蒋介石相继制造了排挤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风波,发展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力量,将自己人替代了原来由共产党人担任的职务。他本人则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如此看来,蒋介石愿意待在南昌,而不愿轻易挪窝去武汉,是有一定原因的。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蒋介石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所以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会上,宋庆龄领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议案,重申坚持国共合作原则。
大会斥责了蒋介石大搞个人军事独裁行为,指责他破坏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使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破坏殆尽。另外,大会决定,将一切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大权,全部集中于党,确立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取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设定的设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制度等相关规定。
这些规定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挫败了蒋氏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个人野心膨胀行为。
这次会议可以说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他认为,既然自己不被接受,武汉国民政府不承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何不投靠帝国主义公开反对革命,建立自己的政府?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蒋介石在其控制范围内,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一路杀到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勾结上海青帮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派出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数千人,血洗宝山路。根据他的密令,他的爪牙随后深入沿海各省市,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萧楚女等先后被杀害,南方各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据说,密令谋杀的名单上还有宋庆龄,只是后来蒋介石出于与宋美龄的关系而被搁置下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方面做出了快速回应。4月17日,经国民党党中央研究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党内各部门职位。
就在蒋介石被开除党籍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日,他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
4月22日,宋庆龄、孙科、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代表人士会合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名义共同发表了《讨蒋通电》,指出蒋的种种罪行。先前回国的汪精卫戴着一副左派的假面具,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煞有介事地在《讨蒋通电》上签了名。4月23日,武汉召开30万人大会,掀起了群众反蒋高潮。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后,彻底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起来,中国现代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如此一来,国民党内部彻底分裂,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
武汉政府政治上的失势也导致了军事上接二连三的叛乱,分别驻守宜昌和长沙的夏斗寅和许克祥先后叛变。在这紧要的革命关头,宋庆龄坚定不移地捍卫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无畏地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对当时宋庆龄的状态,可以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她的采访中看出来。斯特朗是这样描述宋庆龄的:
尽管她温文尔雅几近于柔弱,却具有坚强的意志,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层层压力,坚定走自己的道路,她的朋友想劝她脱离汉口革命政府,甚至安排了一条日本船让她出走,然而她拒绝了。
人在孤单无助的时候特别想得到来自亲人的支持和力量,而宋庆龄自从跟着孙中山走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和家人的关系疏远了。父亲宋耀如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
可以说,刚开始时,宋氏家族内部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姐妹们在政治上也基本能达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但自中山先生去世后,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决裂,蒋介石的崛起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有的和谐局面,内部团结的基础开始松动。
在紧张的形势下,精明的大姐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新势力,为丈夫孔祥熙的前程铺好道路,重振宋家辉煌。令宋庆龄感到气愤的是,大姐盯上的靠山是叛变孙中山先生遗愿的蒋介石,而交易筹码竟是小妹宋美龄。
早在1922年的上海,蒋介石无意中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宋美龄后,就立即对其展开了追求。中山先生还在世时,跟宋庆龄说过蒋介石想娶小妹为妻的想法,宋庆龄当时坚定地表示不同意小妹跟这个有妇之夫在一起。
但当宋霭龄知道蒋介石钟情小妹宋美龄后,便心动了。宋家当时需要一个助推的力量重现辉煌,一旦促成蒋宋联姻,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对比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实力之后,精明的宋霭龄将目标锁定在蒋介石身上,宋家必须跟老蒋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双赢”,于是她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南京国民政府这边。宋庆龄代表的是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深恶痛绝。姐妹俩在小妹的婚姻问题上态度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