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征出发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的三年里，他的许多正确主张都得不到采纳，但他坚持原则，同时又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
1934年9月长征前，博古等人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他们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苏区打游击。最初，也不打算让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9月中旬把他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因为中央纵队的名单上没有毛主席的名字，所以长征出发前连物品都领不到。
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但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和战略战术，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34年10月，中革军委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周恩来与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博古，才使毛泽东最终踏上了长征路。
《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朱德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王稼祥由于有病、有伤在身，一直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他们朝夕相处，有机会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王稼祥开始倒向与支持毛泽东，并提出“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去！”同时，毛泽东还与张闻天进行了多次同行同住的长谈，使张闻天逐渐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过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在黎平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支持，从根本上实行了战略转兵。但由于博古特别是李德继续作梗，一再坚持回头东进与红2、6军团会合，毛泽东不得不继续与他们进行斗争。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提出的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主张。同时，规定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限制了李德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这次会议，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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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组成
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顾作霖
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凯丰、方志敏
总负责人：博古
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项英
《1935年遵义会议》（国画），刘向平作。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朱德、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20人。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作了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张闻天按照同毛泽东、王稼祥事先商定好的提纲，作了与博古相对立的反报告。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指出“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症结所在，分析了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继而王稼祥发言，支持张、毛的观点，并建议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指挥红军。
陈云在当年的《传达提纲》手稿中记录：“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时任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遵义会议1月17日结束。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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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朱德、陈云、周恩来、秦邦宪（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