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叠峦山峰、苍茫林海为主旋律的大兴安岭是草原民族的历史后花园，最后一批走出大山的拓跋鲜卑人继承了前辈的成就，建立起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为迷茫中的南北朝找到了历史的出口。
拓跋人的南迁是缓慢的，学习如何获取食物的本领伴随着整个南迁过程。在距离兴安岭并不遥远的美丽的呼伦湖东畔，他们暂时停驻下来。可当他们学会了全部游牧本领，便毫不犹豫地离开这片富饶的土地，扑向草原，扑向黄河，扑向中原……
以叠峦山峰、苍茫林海为主旋律的大兴安岭，似是上苍所设计的天然屏障，把这里和外界在自然上隔绝起来，使之很少受外界力量的侵扰和影响。甚至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生活在这里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仍保持着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巍巍兴安岭，是游猎民族的天然王国，而他们的繁衍也在推动和整合着外界的力量，不断为呼伦贝尔草原提供新鲜的活力。从这一点上讲，兴安岭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孕育之地，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后花园。这里也是拓跋鲜卑先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在鲜卑人的迁徙浪潮中，拓跋鲜卑是最后一批走出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其他鲜卑部族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朝时代，他们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
关于拓跋鲜卑的起源，记载北魏王朝史事的正史《魏书》中称，拓跋鲜卑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因为在黄帝的25个儿子中，只有昌意受封在遥远的北方，所以作为其后裔的拓跋鲜卑才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在尧的时代，昌意的后代，也就是拓跋鲜卑人的远祖始均曾经到中原做过官。但黄帝是否真的有一个名叫昌意的儿子，还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上述传说出自最早投靠拓跋鲜卑的汉族文人卫操之流的编造，因为后来得到北魏王朝统治者的认同，而被写进了正史，其实是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
多数学者认为，《魏书》中提到拓跋鲜卑原居住地的“大鲜卑山”，就是东胡被匈奴打败之后，残部退守的鲜卑山，也就是鲜卑民族的发源地。可是，因为文献记载本身非常模糊，鲜卑山到底在哪里呢？马长寿认为鲜卑山当在洮儿河以南，或者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是在大兴安岭南麓；张博泉却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两位学者的观点南北相差近千里。
为确定拓跋鲜卑的发源地，《魏书》中的一段记载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根据《魏书》的记载，拓跋鲜卑先祖生活在鲜卑山附近的时候，曾经凿石为祖宗之庙。在拓跋鲜卑南迁建国之后，由于远离故土已长达数百年，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祖宗之庙的具体位置了。拓跋人甚至已经不敢肯定，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祖宗之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只保留着这么一个谁也不知道其真伪的传说。443年，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乌洛侯人遣使向北魏朝贡。使者禀告北魏皇帝，在乌洛侯人居住地的西北还有拓跋鲜卑先祖留下的旧墟，并称拓跋人的祖宗石庙依然存在，并常有附近的百姓前往祈拜。乌洛侯人的报告令北魏的统治者将信将疑、亦惊亦喜。就在乌洛侯朝贡的第二次，北魏太武帝派遣中书侍郎李敞远赴大兴安岭北麓，去考察乌洛侯人所说的拓跋人的祖宗石庙。李敞不仅找到了所谓的祖宗石庙，还在这里举行了告祭天地的仪式，并在石庙中“刊祝文于室之壁”。
千百年来，《魏书》这段记载究竟是否可靠，从来无人知晓。直到198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西北十余公里的嘎仙洞的石壁上发现了李敞当年留下的祝文，才证实了《魏书》记载的真实性。发现嘎仙洞石刻祝文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祖先石庙的所在地，也就是他们的发源地，嘎仙洞所在的山区就是当年的鲜卑山。
嘎仙洞位于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在大兴安岭北部顶端的东侧，海拔约为520米，是一处天然石洞。此洞突兀地屹立在高山石壁之上，洞的四周古木参天，峰峦叠嶂。山脚下溪水汩汩而流，携沼泽洼地徐徐远去。洞外壁是青苔绿地，洞顶苍松翠柏，阵阵徐风，松涛涌涌，气势宏博。洞前为50度左右的斜坡，距地面约25米，杂草丛生，乱石嶙峋。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米，宽19米。洞内南北长92米，东西宽28米，高20余米，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足以容纳数千人。四壁弧度均匀，恰似穹顶，洞身曲折深邃，气势雄伟，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
洞的名字“嘎仙”，据说为鄂伦春语，我们尚搞不清楚这个鄂伦春语词汇的含义，但此词的发音与满语中的“嘎珊”相同。在满语中，“嘎珊”的意思是村屯；在锡伯语中，“嘎珊”的意思是村屯和故乡，还有亲生故乡之意。可能鄂伦春语的含义与此相同。最早记载“嘎仙”一词的是屠寄（1856—1921），他在《黑龙江舆图》一书第43幅图上标有“嘎珊河”，即今嘎仙河，在河源西北又有“嘎珊山”。
嘎仙洞，当地的鄂伦春人都很熟悉，据说这一带的鄂伦春人虽然经常游猎四方，但他们很少离弃这个洞穴，即使定居以后，仍经常持枪骑马到洞口流连。各族群众中也流传着种种关于“嘎仙洞”的神话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猎人们外出打猎，常常出现去而不归的怪事，猎手们三三两两相继失踪。有一次，一伙猎人结伴前去打猎，结果只有几个人带伤跑回来，他们惊慌失措地描述恶魔满盖（“满盖”为鄂伦春语，意即魔怪）吃人的凶相，族人们惶恐不安。于是，年长的老人们去请他们的首领——恩都力·柯阿汉。他智慧超群，力大无比。
恩都力·柯阿汉在大山中找到了怪兽满盖。满盖自视天下无敌，不把恩都力·柯阿汉放在眼里。恩都力·柯阿汉提出和他比扔大石头，看谁扔得远。满盖哈哈大笑，那笑声惊天动地，笑完他从地上把石头向对面山脚上扔去，可是只扔到山脚下，他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恩都力·柯阿汉双手捧起一块比满盖大十几倍的巨石呼地一下掷到了对面山头上。至今嘎仙洞对面的山头上还屹立着那块大石头。
满盖不服气，提出比箭。满盖使足了劲儿，拉圆了弓，箭只射到对面半山腰。而恩都力·柯阿汉用力一射，只听“嘣”的一声巨响，箭射穿了对面山上那块巨石。至今那山上还有个透笼大洞，它就是有名的窟窿山，那块大石头就是窟窿山上的窟窿石。
满盖见状，吓得撒腿就跑，恩都力·柯阿汉大喝一声，随后追赶。满盖吓坏了，连头都不敢回地一口气逃到大海边。恩都力在大海边持弓等待。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恩都力·柯阿汉化作了一尊石像屹立在海边。从此，满盖再没有回来作恶。人们为了纪念恩都力·柯阿汉，便把这个洞叫嘎仙洞。
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使得嘎仙洞更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可是，嘎仙洞就是北魏中书侍郎李敞到过的石室吗？嘎仙洞真是拓跋鲜卑先祖所凿的石庙吗？
1979年7月下旬，米文平第一次听呼伦贝尔盟文化局的同志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们进入嘎仙洞的见闻时，心中为之一动，在他的脑海里猛然闪现出一个念头：嘎仙洞可能就是拓跋鲜卑先祖所凿的石庙。正是这样一个突来的念头，拉开了米文平考察嘎仙洞、寻找鲜卑石庙的序幕。
1979年8月末，米文平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踏上了北去的火车，直奔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嘎仙洞所在地。车窗外的景象随着列车的前进不断变换着，他们将进入的是一个新奇的环境，列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于31日晚上九点到达。第二天，也就是9月1日，米文平等一行上山，来到嘎仙洞。此时已是深秋季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阔叶的白桦林由嫩绿变成金黄，针叶的落叶松依旧古铜一般，榛子树已变得姹紫嫣红，点缀着层层峰峦。在高山峻岭和茂密森林的映衬下，嘎仙洞显得格外神秘。
米文平等丈量了嘎仙洞，并确定与史书所记载的规模大体一致，这似乎给了米文平一丝希望，然而却没有找到绝对的证据，即“刊祝文于室之壁”的字迹。虽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验证自己那个“突来”的想法，但此时的米文平已为自己的假设做了理论上的初步论证：乌洛侯人当时活动在嫩江流域，嘎仙洞正是在其西北，与史书记载的方位是吻合的；石庙不一定非得是石砌建筑物，也可以为石洞。
1980年1月16日，隆冬时节，米文平第二次来到嘎仙洞。这一次，他想要集中精力寻找李敞当年刻在洞壁上的文字，如果能在嘎仙洞的洞壁上发现一些与史书记载中相吻合的文字，当然就可以肯定，这就是当年李敞来过的地方。1月18日上午，米文平上山来到嘎仙洞，寻找“祝文”。他花了近三个小时搜遍洞内的各个角落，却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痕迹。让米文平哭笑不得的是，倒是在一个白粉刷的扇形面上，发现了一些诸如“到此一游”“与洞长存”之类的涂鸦文字。他也曾向久居当地的鄂伦春老人打听，嘎仙洞的石壁上是否有字，只有个别老人回忆起来，当年苏联红军曾在洞里留下一些不知其意的俄文字母。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一无所知了。
1980年6月的盛夏季节，米文平第三次来到嘎仙洞。由于找不到祝文字迹，米文平此次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挖掘洞壁下面的积土上，希望在洞壁下面的地层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可以证实这里就是北魏李敞来过的地方。到6月4日，挖至半米深的时候，米文平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手制灰褐陶片和具有打制痕迹的石片。在后来的挖掘中，还出土了骨器。虽然这些考古发现无法直接证实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石室，但这些遗迹透露出的最重要信息是，嘎仙洞很早就是古人类生产、生活过的地方。
1980年7月29日，米文平等人第四次来到嘎仙洞，准备继续进行挖掘工作。当米文平爬上陡坡步入洞内时，已是午后三点左右了，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斜射进洞内，把洞壁上白粉刷的扇形照得锃亮，米文平沿着光线朝前走去。忽然，在斑驳不平的石壁上，他似乎看见有一些凸凹的痕迹，他上前用手一摸，又仔细看了一看，觉得像是个“四”字，“啊呀，这是字！”他不禁喊了一声。一同而来的考古工作者们闻声赶来，大家聚在一起细瞧，“是‘四’字”，“下边还有呢！”……只见石壁上“太平真君”“中书侍郎李敞”等字断断续续地映入大家的眼帘，洞里立刻充满了喜悦的气氛。
洗刷去石壁上的苔垢以后，洞壁上的字迹才完全展现出来。此刻辞为竖行，通高约70厘米，通宽120厘米左右，共计有19竖行，其中12行为整行，每行12～16字不等。其余均为半行，是抬头另行或题名。全文共计201字，行文隶意浓重、纵横跌宕、奇趣横生。其内容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盲遐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佑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东作帅使凿
此祝文拓印后，经专家鉴定、校对后发现，石壁上共201字，首尾完整，内容与《魏书》基本相同。由此可以证明，嘎仙洞就是北魏时代李敞所到过的鲜卑石庙。
嘎仙洞刻石祝文被发现之后，似乎印证了拓跋鲜卑后人“统幽都之北”的传说，拓跋鲜卑先祖早期的活动范围在大兴安岭的北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通行的说法，并逐渐为媒体和地方政府所采纳。但对于嘎仙洞是大鲜卑山所在地，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起源地的说法，不少学者提出了异议。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嘎仙洞刻石祝文的发现仅仅可以证明，嘎仙洞就是北魏时李敞到过的地方，就是乌洛侯人向北魏皇帝报告的所谓拓跋人的祖宗之庙，但却无法证明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就是大鲜卑山。问题的关键在于，乌洛侯人的报告是否准确。
乌洛侯人，蒙古语意为“山中人”，大抵生活在东北松嫩平原，属于秽貉族系或肃慎族系的一支。后来乌洛侯人西迁加入室韦人之中，也就是史书中所载的“室韦乌罗护部”。乌洛侯人不出自东胡族系，与鲜卑人并不属于同一族系，又是后来才迁徙至此地居住的，所以，乌洛侯人称嘎仙洞是拓跋鲜卑的“祖宗石庙”，准确度究竟有多高，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是《魏书》的记载，还是在嘎仙洞中发现的石刻祝文，都可以证明，李敞奉皇帝之命来嘎仙洞的目的是告祭天地，而不是祭奠拓跋人的祖先，这说明北魏的统治者们当年对乌洛侯人的报告就持怀疑态度。拓跋人进入中原之后，对于他们的远祖在东北的事迹早已淡忘。北魏的皇帝担心，如果仅因为乌洛侯人的报告，就派出使者远赴东北祭祖，万一乌洛侯人的报告不实，岂不是令皇室闹认错祖宗的笑话。因此，李敞赴东北，名义上是祭祀天地，实际上是对乌洛侯人的报告进行实地调查核实。从李敞自东北返回后此事不了了之来看，李敞当年的考察很可能已经否定了乌洛侯人的说法，因此北魏的皇帝们也就再也没有派出过使者来嘎仙洞祭祖。也就是说，很可能北魏当年已经验证了乌洛侯人的报告不可信。
也许在北魏时代的大兴安岭北部，还流传着一些有关鲜卑人早期历史的传说。乌洛侯人迁入该地后听到过这些传说，因此就将其居住地附近的山洞附会为拓跋鲜卑人祖先的石庙，以此讨好北魏的统治者们。
嘎仙洞是一处天然石窟。第三纪中期喜马拉雅运动开始，导致青藏高原隆起，大兴安岭南北向山脉随内蒙古高原一起上升。嘎仙洞就处在大兴安岭新华夏构造体系隆起带与阿里河大断裂的影响范围之内，洞壁东侧岩石稍微向东侧斜，至洞顶近于水平，而西侧岩石陡、挺、倾，近于直立，构造形式为褶皱。可见，嘎仙洞是因地质原因形成的天然石洞。而史书记载，拓跋人最初是“凿石为祖宗之庙”，如果这种记载属实，拓跋人的祖宗之庙也应该是人工开凿的洞穴，而不是天然洞穴。这也是否定乌洛侯人报告的一个有力证据。
显然，要想证明嘎仙洞是拓跋鲜卑人的发源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新的证据，鲜卑人的发源地仍旧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千古悬案。
但多数学者仍认为，嘎仙洞一带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这里就是大鲜卑山的所在地。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祖宗之庙，不能肯定这里就是其发祥地，但嘎仙洞的发现，使我们确定了拓跋鲜卑先祖早期活动的大致范围。而以张博泉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说嘎仙洞是拓跋鲜卑的祖宗之庙，或者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大鲜卑山，都是缺乏证据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在外兴安岭寻找大鲜卑山。
可是，如果嘎仙洞不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这里不是大鲜卑山，当年这里究竟是不是鲜卑人活动的地方呢？或者说，这里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生活的地域呢？这里发现的考古遗迹又究竟可以向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呢？这一切似乎又构成了新的悬案。
嘎仙洞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冬眠期之后，渐渐地复苏于世间，但我们却无法给它一个较为合理的“身份”，这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向它发问：你到底是谁？
或许嘎仙洞一带就是从前的大鲜卑山，或许大鲜卑山还远在嘎仙洞以北的某个地方，但无论如何，嘎仙洞一带也应该是拓跋鲜卑南下迁徙过程中曾经路过的地方。可以肯定，拓跋鲜卑人早期的迁徙，是沿大兴安岭逐步南下。在山区中南向移动，气温变得越来越温暖湿润，自然资源越来越丰富，已经可以解决拓跋鲜卑人的衣食问题，使他们一时之间还不必离开这座生活了上百年的大兴安岭。
美丽、富饶的大兴安岭养育了鲜卑人，保护了鲜卑人，使他们能够摆脱强敌，在林海中默默地发展；但大兴安岭的美丽、富饶，也使得鲜卑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讲，渔猎采集活动还仅仅是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来解决人类的食物问题，人类还不知道如何生产食物。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是极低的。当林区中的民族人口繁殖突破了森林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山中的民族就不得不开始迁移，向大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倾泻那些多余的人口。
公元1世纪，曾经雄踞蒙古草原的匈奴人走向了衰落。其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匈奴人西迁，另一部分南移保塞。草原上的人口密度为之大幅度降低，大量的鲜卑人乘机从大兴安岭中走出，进入蒙古草原。林区的人口压力因此而降低，为南迁的拓跋鲜卑人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使得他们并不忙于走出大兴安岭。
根据《魏书》的记载，大约在1世纪上半叶，拓跋鲜卑人在宣帝推寅的率领下南迁。拓跋鲜卑人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沿西南方向一路而下。起初他们所遇到的自然环境并非是完全陌生的，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他们在继续着从大兴安岭带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适应新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即学会如何在草原地带获取食物。不管拓跋鲜卑人迁徙到何处，求得生存已经成为他们在新环境下的第一要务，而且学习如何获取食物的本领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南迁过程。
拓跋鲜卑人每迁至一地，都给当地带来异样的文化特征。随着他们一代代的繁衍生息，他们在途经的每一寸土地上深深地烙上了兴安岭的印记，在每一种异族文明中种下森林文化的基因。在拓跋鲜卑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桦树皮制品，如桦皮棺、桦树皮弓带、箭囊、壶形器、罐形器及器底等。这种场景无不使我们联想到巍巍兴安岭深处的白桦林。或许拓跋鲜卑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期望亡人的灵魂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大兴安岭。
拓跋鲜卑人途经根河流域的拉布达林和七卡（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右旗），这里只是他们长途旅行中的一个小小驿站，或许他们真的在长途跋涉中感到了劳累，要在此小驻片刻。这里离大兴安岭并不是特别的遥远，依然可以望见茂密的树林；这里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没有高山峻岭的阻挡，没有参天古树的遮盖……面对眼前一望无垠的草原，面对渐渐远去的根河水，他们或许稍稍犹豫了一下，以决定何去何从。
由于取水的需要，河谷常常成为古代民族迁徙的最重要通道，河谷两侧的冲积平原不论如何狭窄，也可以为迁徙者提供平坦的大道。在进入根河流域后，拓跋鲜卑的祖先们很可能是沿额尔古纳河的河谷进一步迁徙。
额尔古纳，蒙古语“捧呈”“清洁”“弯曲”之意，额尔古纳河流域属大兴安岭山麓地带，地势东高西低，地形呈狭长状。北部连接大兴安岭，林海莽莽；南部是微波起伏的草原丘陵。数百条大小河流如玉带般纵横交错，汇入额尔古纳河，成千上万的山泉恰似珍珠般点缀其间。
额尔古纳河水系流域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水草丰美，鱼类品种很多，动植物资源丰富，宜农、宜牧。然而，拓跋鲜卑人并未因此而停止迁徙的步伐，他们用尘土掩埋好逝去同伴的尸体，身影渐渐远去，而伴随亡人灵魂的，只有那片白桦林。
我们无法洞察拓跋鲜卑人继续前行的真实想法，任何文字在他们的执着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或许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新的视野，让他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憧憬；或许是额尔古纳河流域还无法彻底地摆脱大兴安岭的影子。他们背对着兴安岭渐渐远去。
虽然一望无垠的草原并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他们成群结队而行，但心灵无疑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也许能够驱散他们心灵上孤独寂寞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吧。
拓跋鲜卑人在迁徙中学会成长，走向成熟，脚下每一个脚印都是他们不断进步的见证。他们努力地学习着大兴安岭深处所没有的新鲜事物，他们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蹒跚漫步……最终他们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呼伦湖东畔暂时停驻下来。
呼伦湖又叫达赉湖，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湖水澄澈，浩渺如海。呼伦贝尔草原就因呼伦湖与贝尔湖而得名，它们仿佛草原的一双明眸，是那样的含情脉脉。
关于呼伦湖与贝尔湖，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一对情侣，姑娘能歌善舞，才貌双全，叫呼伦；少年力大无比，能骑善射，叫贝尔。他们为了拯救草原，追求爱情，与草原上的妖魔奋勇搏杀，呼伦化作湖水淹死了众妖，贝尔为了寻找爱人勇敢地投湖，他们双双化作了一对相望于草原的明珠——呼伦湖与贝尔湖。
呼伦湖每年春季都有南雁北来，在此脱毛换羽，产卵孵化。拓跋鲜卑人如同那些脱毛换羽的鸟儿一样，也在呼伦湖畔蜕变、新生。
呼伦湖畔处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离大兴安岭比较遥远，在这里已经看不到高山、树林，只有一望无垠的草原。面对这一全新的自然环境，拓跋鲜卑人或许带着异样的惊喜，认真审视着这里，如何才能适应环境并生存下去呢？
呼伦贝尔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邻中蒙、中俄边境，北起额市根河南界，南至中蒙边界，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牧场之一。这里的野生资源极为丰富，有天然种子植物653种，牧草茂密，每平方米生长二十多种上百株牧草。这里地势坦荡，绿波千里，一望无垠，只见蓝天与绿地相接一线，不禁让人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呼伦贝尔草原还散布着上千个大小湖泊，宛如镶嵌在绿茵毯上的钻石。草原风光奇美绮丽，令人心旷神怡。
在最初的日子里，拓跋鲜卑人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为了使每个成员能够存活，他们组成了以大家族为单位的联盟。每个大家族中推举一位长老，大家都服从长老的领导，长老在生产、生活、战斗中具有权威。他们在联盟中一起生产，均分食物，甚至联合抵抗异族的侵袭。这种合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的存活，使之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在呼伦贝尔草原靠涉猎、采集来获取食物，无疑是不足以保证生存的，处在与大兴安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很难也不可能保持那种古老的获取食物的方式。因而他们开始仿效其他民族，过起畜牧迁徙的生活。这一转变对拓跋鲜卑人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崭新的游牧民族即将在呼伦湖畔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