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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根相生,各历风雨的三朵金花(2 / 2)


徐光启曾担任过崇祯皇帝的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且是教会台柱。他翻译过多部欧洲著作,种类繁多,包括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甚至还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等,是一个极富才学的人。徐光启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上海,上海天主教最大的教堂,便设在徐家汇徐光启的故居。

倪桂珍的母亲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成年后嫁给了其家庭教师倪韫山。倪韫山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徒,在他的带动下,倪桂珍的母亲也信奉起了圣公会。

1869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婴出生了,她便是倪桂珍。对倪桂珍来说,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一种幸运,她的父母十分民主,不重男轻女。她的父母共有三女一子,分别是倪桂清、倪桂殊、倪桂珍和倪锡庆,倪桂珍是老三,从小聪明活泼,深受父母喜爱。

倪桂珍三四岁时就开始在私塾念书,5岁时跟着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等,8岁时进入由上海妇女联合救济机构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读书,14岁时被保送到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时从中学毕业。在校期间,她成绩优异,擅长数学,喜欢弹钢琴,毕业后留校任教员。

倪桂珍从小就胆大过人,处事不惊,倪家后人们曾提及关于倪桂珍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倪桂珍与二姐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没想到遇到了小混混。那小混混牵着恶狗,带着恶仆,意图非礼她们。倪桂珍挺身而出,对其厉声斥责,几人对峙间,校警闻讯赶来,小混混见势不妙,赶紧灰溜溜地跑掉了。

■宋氏姐妹们的母亲倪桂珍

由于生在一个颇为民主的家庭,倪桂珍从小就敢作敢为,有主见,能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的女性都必须缠足,可倪桂珍小时候因为对缠足不适应,发起了高烧。她对缠足十分抵制,使父母最终放弃了让她缠足的打算。

成年以后的倪桂珍,就因为缠足的问题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人们比较保守,价值观、审美观被严重扭曲,一个没有缠过足的女孩很难受到别人的青睐;再加上她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可谓才华横溢,在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显得较为异类,许多保守的家庭都不愿向其提亲。

如此种种,使得倪桂珍便成了一个19岁还未嫁出去的“老姑娘”。恰逢此时,牛尚周向其父母推荐了宋耀如。尽管宋耀如后来做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可在未发迹时很难找到适合的对象。他不中不西的模样,以及国人看来很怪异的传教士身份,再加上当时穷困潦倒,没几个条件好的姑娘能看得上他。

幸而倪桂珍的父母“慧眼识英雄”,与宋耀如见过面之后,便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婚后没过多久,倪桂珍随同丈夫一起回到祖籍余姚老家,拜会了同乡族邻后在余姚城区参加了布道活动。活动结束后随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

在昆山,她与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同时开始独立传教。那时,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辛苦,倪桂珍甚至在冬天时买不起一条围巾,只能把旧毛巾围在脖子上。虽然生活很贫困,但因为夫妇俩信仰、性格和兴趣契合,日子仍过得很愉快。

倪桂珍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甚至为他脱离倪家信奉的宗派伦敦会,转而进入宋耀如所在的美国监理会。她曾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为他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

倪桂珍的父亲曾一度为她的决定感到震惊,一个人脱离了原本的教会而转而信奉其他教会,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引起人们的震惊。宋耀如则是被她深深感动,他曾这样谈论过妻子:“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1889—1907年间,宋耀如夫妇共生了六个孩子,分别是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三子宋子文,四女儿宋美龄,五子宋子良和六子宋子安。

比起丈夫宋耀如,倪桂珍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宋耀如是个商人,除赚钱养家外,还要忙于各种社会活动,所以家中事几乎全由倪桂珍包办。可以说,在宋家,并非是中国传统家庭那样的“严父慈母”,而是“母代父职”。

倪桂珍对家庭、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绝对不允许孩子有酗酒、赌博等行为,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虔诚规矩,她认为溺爱会使孩子们有依赖性,将来难有作为。

除了在家中做合格的妻子与母亲外,倪桂珍还对社会福利事业十分热心。据她的儿女回忆说:“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可见,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几近完美。

贤良淑德,世间罕有

倪桂珍教育子女的方式,被人们评价为“斯巴达克式”教育。斯巴达克人勤劳、刻苦,吃苦耐劳,而倪桂珍也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各种能力与吃苦的精神。

她极重视女儿们的实际生活能力。她教女儿学做饭、学煮菜,以及学着做针线活。宋庆龄和宋美龄针线活学得还不错,唯独宋霭龄没法学好,后因父亲说情,才免去了学习针线活这一苦差事。

倪桂珍对子女们进行了最初的民主启蒙教育,经常从美国购买原版的幼儿读物,带领他们合编《上海儿童报》,督促他们学中英文、演讲、打字、书法、弹钢琴等,促进了他们才智的发展。她有时还会为孩子们讲述历史故事,使他们从中受益。

她的子女们在传记中提到:“母亲单独教我们和演奏音乐,和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她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那时人们刚刚开始认真对待女孩子的教育问题,而母亲却早已打定主意:她的所有女儿都应该到国外去学习。”

那个年代,是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年代,并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但受过西学教育的倪桂珍抛弃了这种封建思想,对女儿们的学业极为重视。在女儿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同丈夫一同把她们送进寄宿学校去读书;待她们再大一点时,又将她们一个个送到国外留学,使她们接受美国精英教育。

那时的倪桂珍大概未曾想到,正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的这一举动,才有了日后的宋氏“皇后”们。若三姐妹没有海外留学背景,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教育,没有具备国际化视野,以及不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话,她们未必能有日后的辉煌成就。

大女儿宋霭龄是宋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孩子,17岁就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年纪轻轻就必须面对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气候、生活习惯等,但倪桂珍相信她能适应这一切;几年后,15岁的宋庆龄和11岁的宋美龄也到美国求学,一去便是多年,后都取得了学士学位。

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还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她虽然有时不懂丈夫及儿女们在做什么,也不懂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可出于对丈夫的信任,她仍始终支持、帮助丈夫。

她曾与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成立了第一个民主主义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的联络总部,还曾同丈夫一起数次支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人东渡日本。1913年,袁世凯篡夺大总统之位,倪桂珍跟着丈夫,与全家一起流亡日本,在那里待了两年才返回上海。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她既没有责备丈夫,亦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全心全意照顾家人,其贤良淑德实为世间罕有。

在婚姻问题上,除了大女儿宋霭龄之外,宋家女儿们的婚事几乎都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是,父母始终拗不过女儿,还是让她们分别与孙中山、蒋介石结婚。尽管在婚姻的想法上与母亲的意见相左,但姐妹们一直与母亲的关系很好。

宋庆龄在上海的故居一直挂着倪桂珍的遗像,在其北京的故居里还放着其赠送的结婚礼物,百子图缎绣被面、咖啡具、宝石别针等。宋庆龄晚年时曾这样描述母亲:她仍然端庄高贵,娴静美丽,没有一个画家能画出她的神韵。

■宋庆龄、宋霭龄和母亲倪桂珍的合影

宋美龄也曾表述过对母亲的情感。1955年的台湾《读者文摘》杂志上曾发表过宋美龄的一篇名为《祈祷的力量》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1931年7月,身在青岛的倪桂珍突然听说儿子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遭到枪杀的消息,血压顿时升高。尽管宋子文躲过一劫,但倪桂珍终因抢救无效过世,享年63岁,后与丈夫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等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纵观倪桂珍的一生,她虽只是一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家中的贤内助,但其温柔优雅的气质,通情达理的情性,吃苦耐劳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每一位家庭成员。可以说,若没有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没有后来光彩夺目的宋氏三姐妹。因为,母亲的重要性永远无可取代。

■年轻时的宋霭龄

宋霭龄是宋耀如与倪桂珍的长女,她不像二妹庆龄与三妹美龄那样是政坛上光芒四射的人物,而是躲在幕后暗暗操纵着这一切。

有人说,宋霭龄是宋氏家族崛起后的真正领袖,是操纵指挥弟弟妹妹及丈夫的垂帘者。她外表温柔文雅,内在却工于心计,是一个既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影响又深谙中国人情世故的未加冕的女王。

《纽约时报》曾在她去世后这样描述她:“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

快乐无忧,最是难忘的童年

1889年7月15日,宋霭龄出生,她的到来令父母欢喜不已。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发迹后,宋耀如特地在上海市郊的虹口地区找到一块地,盖起了一幢中西合璧式样的房子。

宋耀如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应符合孩子的天性,他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期是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时的海南岛的文昌,少年、青年时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乡村地带等优美的田园风光带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使他养成热爱冒险、追求自由,胆大、独立的性格,这种性格使成年后的他在事业上受益良多。

宋耀如认为,城市生活过于压抑、沉闷及刻板,不适合孩子天性的发展。他在上海市郊的房子修得很漂亮,有绿树、小溪、菜园还有草地,十分适合孩子欢快地玩耍。霭龄从这幢乡村别墅里找到了很大的快乐,她爬树、捉虫、摘花等,夏天的夜晚与父亲一起看星星,冬天的夜晚在火炉旁听父亲讲故事。

宋霭龄10岁时,父亲从美国订购了一辆自行车送给她,霭龄兴奋极了。在当时,自行车极为罕见。埃米莉·哈恩在《宋美龄传》里提到,宋耀如是上海第一个有自行车的人,而宋霭龄则是中国女孩中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霭龄常常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转,开心地大笑,心中满满的都是愉悦。

霭龄不喜欢学女红、烹调,不喜欢循规蹈矩,自我意识较强。宋母倪桂珍曾请来一位刺绣女工教女儿们学做女红。宋霭龄不喜欢刺绣,偶然发现“女工伙计”在上海方言里与“女叫花子”的发音很接近时,灵机一动,便决定与那位女红师傅开个玩笑。她约上两个妹妹,第二天学做刺绣时,她们便将这位女红师傅全叫做“女叫花子”,故意问这个或问那个,每人叫上一次,然后,姐妹们笑个不停。

后来,女红师傅发现了这个秘密,气冲冲地告诉了倪桂珍。倪桂珍很生气,不但严厉地训斥了女儿们,甚至还要打宋霭龄。宋耀如回家后得知此事,倒未多责怪女儿,而是对夫人说,刺绣针线活儿之类的,不学也罢,倒不如腾出时间让孩子多学点有用的东西,倪桂珍听从了他的建议。

霭龄虽不喜欢做针线活,但她很喜欢上学。她五岁就进入马克谛耶卫理女校学习,还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的。

有一天,她的父亲带她去吉伯路上的教堂参加教会服务工作时,她被唱诗班充满情感与神秘宗教色彩的歌声吸引住了。后来,当她听说唱诗班的女学生都是来自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时,便提出了想去这所学校读书的想法。

父亲很快就答应了,但母亲却有些忧虑,她担心孩子太小无法适应学校生活,父亲却认为这是锻炼女儿独立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便说服了母亲。

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是南方卫理教会于1892年3月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收费学校,授课内容以西学为主,如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除了语文外,其他的科目全用英语讲授,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课本是在美国出版的,并且由美国老师授课。

父亲带着小霭龄去了学校,以诚意感动了校长。校长同意让霭龄入学,并单独为她开设课程,由校长亲自授课,两年后再跟班学习。

由于年龄太小,小霭龄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桌椅过高,吃饭时手够不着桌上的饭菜,晚上一个人睡觉时还会感到寂寞与害怕等。但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她都从未想过要放弃,而是咬牙坚持下来。两年后,她被编入正常班级跟班学习,终于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求学时光。

霭龄在马克谛耶女校学习生活了十年,其间,她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也陆续进入这所学校读书。她是老大,俨然成了两个妹妹的保护人和监护人,虽然那时她只不过15岁。

时间一天天流逝,宋耀如开始考虑霭龄的留学事宜。他曾在因缘际会下得到了在美国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因此也希望女儿接受美国精英教育。他找到好友步惠廉,步惠廉当时是正在上海传教的美国牧师,希望他能帮忙联系霭龄留学一事。

热心的步惠廉立刻答应了,然后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杜邦·格利,向他介绍了宋耀如及其女儿霭龄的情况。

不久,步惠廉收到了杜邦·格利的回信,这位好心的校长同意了霭龄的入学请求,并提议其可以作为一名预科生入学。同时,热心的格利还表示,霭龄来美后可以先住他家,待其对环境适应后再在学校住读。

格利同意霭龄入学并非偶然。一是他与步惠廉牧师是多年的好友,二是美国人很看重通过艰苦奋斗获得成就的人,而宋耀如恰恰就是这类“个人英雄”的代表,出于内心的赏识,格利自然愿意他的女儿来这所女子学院读书。

接到肯定的回复后,宋家人感到很兴奋,尤其是父亲宋耀如。他在短暂的高兴过后,开始积极为女儿留学作精心准备。他先去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为霭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试图将大批没有职业的中国劳工赶出美国,出于保护女儿的想法,宋耀如便给霭龄办了一张葡萄牙护照,以备不时之需。

■学生时代的宋霭龄

办好护照后,宋耀如对霭龄灌输了不少关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教她一些必须掌握的英语会话,让她学会适应那边的生活和保护自己。霭龄学得很认真,并从心底感激父亲。

1904年5月,霭龄正式踏上了赴美的旅程。那一天,仍未成年的她尽可能摒弃离愁别绪,以一种轻松洒脱的姿态告别。她跟随队伍踏上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后,站在甲板上向家人挥手告别。

带着些微鱼腥味的海风吹来,扑在她的脸上,飘入她的鼻子里,也许,那时的她是伤感的,心中还会有种酸酸的、不踏实的感觉,可是要强的她绝不会把这种脆弱的感情表现出来。她努力扬着手,吸着鼻子,尽量从容不迫地面向大海,面向她另一个崭新的未来。

坚强不屈,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活

霭龄的留学之路一波三折。“高丽”号起航的第二天,一个乘客因急性肺炎突然病死,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当邮轮在第三天抵达日本神户港时,当地检疫官们要求这艘船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

原来,多疑的检疫官们认为那个乘客可能是因淋巴腺鼠疫而死,便要求每个乘客和船员上岸进行检疫。船上所有人都被赶入有着大量药物的热水盆里浸泡,进行着所谓的“消毒”。从没出过远门的霭龄从未经历过这一切,她闻着刺鼻的药味,坚强地挺了过来。

10天后,“高丽”号邮轮终于可以重新起航,就在霭龄准备松口气时,意外又发生了。随行的步惠廉太太因在上船前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伤寒,身体非常虚弱,再加上又经历了神户港一事,导致旧疾复发。步惠廉牧师焦急万分,准备带着太太从日本横滨港上岸,送入当地医院急救。

步惠廉牧师在离开前,将十几岁的霭龄交给一对南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夫妇照顾,但后来霭龄无意中听到了这对夫妇对中国人的侮辱性言词,便决意不接近他们。霭龄原本以为自己会孤独地度过难熬的海上时光,却无意中与一位从横滨上船的女传教士兰曼小姐相识。两人交谈甚欢,很快成为朋友,旅途也变得不再寂寞。

历经波折,“高丽”号邮轮终于安全抵达终点站旧金山。在入境时,原本以为苦尽甘来的霭龄又遇到了麻烦。原来,移民官员认为她的葡萄牙护照不符合要求,不准其入境。面对移民官员的粗暴态度,小霭龄丝毫不畏惧,沉着淡定,竭力辩解,但移民官仍决定将她送进拘留所。

兰曼小姐目睹这一切,十分气愤,决定帮助好朋友。热心肠的她立刻与好友克伦拉斯·里德博士电话联系,请他利用教会的关系与白宫交涉,帮霭龄一把。兰曼小姐的侠义心肠感动了一位移民局官员,他从中周旋,使霭龄最后未被送进拘留所,而是留在“高丽”号上,如果“高丽”号离开,那么霭龄将移到另一艘船上。

三周过去了,霭龄连续换了四艘船后,在兰曼小姐的帮助下,美国政府批准了霭龄的留学申请,她终于能上岸了。

霭龄在旧金山住了三天后,步惠廉及其四个儿子陆续赶到,而步惠廉夫人却因病情过重病逝,葬在日本。尽管刚刚遭遇丧妻之痛,可步惠廉仍然强打精神,要将霭龄送到学校。他乘火车从加利福尼亚辗转来到了位于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精明能干的贵妇人宋霭龄

在梅肯车站,威斯里安学院的格利院长组织的迎接人员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多时。面对这一切,霭龄感叹万分,尽管一路波折,但总算是胜利到达了。

这段经历令霭龄终生难忘。1905年冬,霭龄随姨父温秉忠出席白宫宴会时,曾向罗斯福总统诉说了当年的遭遇,并表示了不满。据说,罗斯福还向这位伶牙俐齿的小姑娘道了歉。

试想,一个敢当场向美国总统表示不满的小姑娘的胆量与气魄该是如何之大,从这时的她身上就已能看出日后“垂帘听政”的女王的影子。

霭龄是当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女学生,当到达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后,梅肯的《申讯报》还作了报道:

宋霭龄在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步惠廉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步惠廉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步惠廉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格利说:“自幼年时,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愿意她能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步惠廉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做好了准备。步惠廉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佐治亚女子学院,后于1843年改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这所学院后来因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据说,霭龄刚刚进入学院时,就引来了许多同学惊讶的目光。一张典型的亚洲面孔,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含蓄。刚开始,大家并没有刻意接近她,而是暗暗观察她。不久后,大家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为人坦率、热情,且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尤其在数学方面赶超了大部分同学,才开始慢慢接近她,并愿意与她做朋友。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格利认为,留学生活对霭龄来说并不算太困难。在语言上,她能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障碍;在饮食上,她早已学会吃西餐,西餐可是宋家的主要食物之一;在穿戴上,霭龄曾在“家庭留美预备学校”进行了训练,在行李中准备了一箱子漂亮衣服。另外,她当时以预科班学生的身份在学校注册后,在格利校长的家中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也为她适应环境增添了不少助力。

霭龄除了在学业上极为优异外,在表演与音乐上也颇具才华。霭龄曾和其他同学一起演出《校园风云》,这是一部根据贝蒂·沃尔斯著作改编的剧目,霭龄是改编主笔之一。此外,她还曾在毕业典礼上出演了由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改编的话剧,显示出了其过人的才华。在学校,她的多才多艺很引人注目,是最受欢迎的同学之一。

留学之路是漫长而辛苦的,然而,比学业负担更让人觉得辛苦的是对家人们的思念,霭龄在留学时仅与父亲在纽约见过一面。

那是1906年初,她与姨父温秉忠去过白宫之后,又到纽约与父亲见面。父女分隔几年后再见,一时全都激动不已。看到女儿长大了,全身散发着自信的光彩,能说一口流利而地道的英语,且才气逼人,宋耀如欣慰不已。

五年后,霭龄以绝对优秀的高分成绩从学院毕业,此时的她信心满满,对回国后的生活充满信心。站在归国的海船甲板上,海风再次迎面拂来,此时的宋霭龄心中,装的不再是当初离别时的离愁别绪,而是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快乐与欢欣。

宋庆龄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在年轻的时候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宋庆龄是宋氏家族掌门人宋耀如的次女,端庄文雅,沉静美丽,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出类拔萃。美国《内幕》杂志专栏作家约翰·根室曾经评论说,宋庆龄“无疑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宋家的一切势力皆是经她发展扩大,如她未和革命之父结婚,其余的姐妹和弟弟就不会有今天”。

家有才女,远赴海外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一个下雪的日子,宋耀如见是个可爱的女孩,不禁喜从心来,夸她就像个雪孩子。他按美国人的习惯,除为爱女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外,还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罗莎蒙德。

宋庆龄小时候就长得十分漂亮,皮肤细嫩,五官柔美,眼睛里透出柔和的光泽,十分惹人喜爱。据说,她与母亲倪桂珍长得颇为相像。

宋耀如是个相当注重孩子教育并推崇美式教育的人。他曾在美国待了八年,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当时,他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上海做生意,清楚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重要性,再加上自己更推崇美国教育的实用,便暗下决心等孩子长大后一定要送他们到国外留学。

■少年宋庆龄与母亲合影

一位专门研究宋家姐妹的台湾作家黄瑞田曾说过:“时代造英雄。三朵金花,那么艳丽,她们不仅是中国的妇女领袖,亦为世界妇女领袖。高素质的父母才能培养高素质的子女。宋家教子有方,这个方就是美式教育、圣经故事、幽雅环境、民主气氛、音乐空间。”

宋耀如不像普通的中国男人那样重男轻女,他经常教导女儿:“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的公民。”当宋庆龄七岁的时候,他便把她送进了马克谛耶学校,她是家里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的第二个女儿。

宋氏夫妇之所以愿意将子女们都送进这所学校,就像一位名叫海淑德的教师曾说过的那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受到正规的西式教育,并在寄宿学校里培养出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

在这所学校里,每周三都会有一个宗教讨论会,学校会专门请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来主持会议,宋氏夫妇偶尔也会来主持。在讨论会上,大人们鼓励孩子们提问题,通过公开讨论,解决她们心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每个问题都被认为是正当的。

宋庆龄经常是提问的积极分子,富有怀疑与叛逆精神。有一次,她向李牧师提出了对基督信仰的怀疑后,大人们宽容地一笑了之,但妹妹宋美龄感到不解。回到寝室后,她质问宋庆龄为什么要对李牧师问这个问题,难道她不忠于信仰了吗?性格温柔的宋庆龄听后,也只是笑笑而已。

宋庆龄极爱读书,常在天色很晚时仍勤奋攻读。有时老师或家人希望她能稍微休息一下,她会婉转地回绝,并说自己只有在复习好功课后,才能感到快乐。

在家中,宋耀如经常对宋庆龄讲起在美国的经历,对亲人们的思念,在外生活的种种不便与坎坷,以及海外华人们的苦难与血泪,在美国学校里遇到的不平与歧视等,这些都深深打动了宋庆龄。正是宋耀如这些生动曲折的,富含爱国主义思想的故事,启发了宋庆龄最初的爱国情结。

在宋家,每周日晚上会举行晚会。通过晚会,孩子们可以施展才华,同时又锻炼了交际能力,不会见了人就害羞胆怯,躲在大人后面。渐渐地,三姐妹有了各自不同的爱好。宋霭龄喜欢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和绘画,而宋庆龄则爱上了弹琴。直到晚年,在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还摆着一架钢琴。那时的宋庆龄与家人分离,经常用弹琴来寄托对他们的思念之情。

1900年,宋庆龄见到了父亲的好友孙中山。这位孙先生经常出入宋家,并与父亲在房间内密谈。她有时能听到孙先生慷慨激昂的爱国话语,以及关于救国理想之类的话,在她心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几年后,宋庆龄完成了马克谛耶女校的学业,在父亲的安排下准备去美国留学。那时,她的大姐宋霭龄已在美国读书了。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宋庆龄带着妹妹宋美龄站在“满洲里”号邮轮上向家人挥手告别。

命运之船已然起航,载着这两位日后不凡的“皇后”,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驶去。

■秀丽而文雅的宋庆龄

刻苦学习,胸怀爱国激情

从上海到美国,比起诸多波折的宋霭龄而言,宋庆龄与宋美龄可谓一帆风顺,在姨父温秉忠的护送下,她们在旧金山顺利地通过了关检。

刚到美国时,两姐妹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上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庆龄主要补习法语和拉丁语,为考大学做准备。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对她的印象很深,认为她很严肃,总是读一些远超过自己年龄口味的书。庆龄热爱学习,博览群书,且有着一股吃苦的韧劲,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那时,庆龄虽然常为学业忙碌,但经常与妹妹美龄在一起,与她的感情十分好,还时常与霭龄相聚,三姐妹相聚聊天,共享亲情之乐。

在美国,庆龄一直与家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她曾收到过家人寄来的邮包,里面装的全是漂亮的衣物。当房间里只剩下她和美龄两个人的时候,她们就会穿上中国旗袍,开心地大笑。留学生活虽然清苦、寂寞,可因有家人的关爱,变得快乐与温暖起来。

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庆龄正式考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得知自己被录取后,她立刻兴奋地给家人写信报喜。大姐宋霭龄当时在那所学院已是大四学生。不久后,父亲给庆龄写了回信,向她表示由衷的祝贺,同时也把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革命形势等告知了她。

庆龄看完信,得知父亲与孙中山先生都在为国家而努力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进入大学后,庆龄的世界变大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给庆龄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她接触到的书籍更多,经常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对哲学、历史课程极感兴趣,写作水平很高,在作文中,课堂辩论上,能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一位教授甚至表示能教庆龄这样的学生深感荣幸。

一位名叫凯瑟琳·卡恩斯的女同学曾对庆龄的写作水平和洞察力赞不绝口,说道:“她对写作很有修养,富有鉴别力,她能把任何一个同班同学身上最值得写的地方写出来。”

学习之余,庆龄也常参加各种活动,她担任过校刊《威斯里安》的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

尽管在美国生活多年,平日学业十分忙碌,但庆龄心中仍深深记挂着国家。在班上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个美国同学发言时认为许多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将被历史淘汰。庆龄听后愤怒不已,当即反驳道:“……中国决不会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它就像一头沉睡的狮子,却不会永远地睡下去……”

庆龄言辞有力的反驳赢得了班上不少同学的掌声,她的热爱祖国、不卑不亢的形象让大家印象深刻。多年后,她的一位同学仍然记得她当时的表现:“她的志向,她的情感,她的整个生命都是中国的……”

■宋庆龄的毕业照片

庆龄爱国,表现在很多方面。她曾在求学时代发表过多篇文章,如《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写于她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当时她的心中激情澎湃,不禁提笔写道:

依照很多著名的教育家与政治家的意见,自滑铁卢战役之后,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成就。此后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中国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强取豪夺和自私自利使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国家变得一贫如洗,清朝政府被推翻,意味着恶贯满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

她在文章里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激情,写作的时候仿佛笔尖都因激动而战栗,身心似乎都被爱国热情所注满。

在美国留学时,庆龄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以及关注中国革命和命运上。一些同学认为她每天是在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有时连大姐霭龄也表示不解。霭龄曾问她,为什么她不懂得享受呢?庆龄回答说,自己一直都是享受的,但这并不能使她忘掉中国的一切。

庆龄喜爱写作,擅长写作,除了写爱国文章外,还写过一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近代中国妇女》。她相信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具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之一,妇女能与男子获得同等地位。此外,她还写过一些动人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散文和小品文,如《四个点》、《爱玛》等,她的文笔流畅,观点深刻,曾获得过不少人的称赞。

1913年夏,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原本打算再学习一两年的她,看到国内形势剧变,便决定回国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去。就这样,她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期望,乘上了归国的邮轮。

在船上,她给老师哈扎特夫人写了一封信:

我现在正航行在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气候宜人,日子过得很惬意,在船舱里有报纸、杂志、鲜花和水果。……我带了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私人信件,还有带给我父亲的六箱加利福尼亚的水果。……还有五天我就会在横滨看到我的父亲,也许还能看到全家人……他们走那么远来接我,这多么好,可是我还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达上海……中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可能要留在日本了。

庆龄在这里道出了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宋父为了怕受牵连,也只得带着全家去了日本的事实。此时她的心中既有将要见到家人的喜悦,也有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安与担忧。

在日本横滨,她与父亲见面后,父亲便对她提起了国内局势。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随后,孙中山在帝国主义以及革命党人中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被迫辞去大总统一职。当庆龄了解到这一切后,一向爱国的她愤怒极了,表示一定要帮助孙中山先生。

之后,由于原本做孙中山秘书的霭龄与出身山西豪门的公子孔祥熙结婚,不方便继续做孙中山的助手,庆龄便接替姐姐成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当时,怀着无比喜悦心情的庆龄大概做梦也没料到,正是这一举动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改变了宋家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改变了宋家人的命运。

同姐姐宋庆龄一样,宋美龄亦是20世纪世界杰出女性之一。她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国民政府的“第一夫人”,与蒋家王朝贯彻始终,在当时中国政治、外交等领域极为活跃,对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8年1月,《时代》周刊将蒋宋推选为1937年“风云夫妇”,评论道:“他是盐商之子,她是《圣经》推销员之女。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像蒋介石夫人在中国那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她和她的丈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跃升为古老的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实质领袖,这项成就已涵盖了一页伟大的历史篇章。”

宋家美龄,倔强勇敢的小姑娘

宋美龄出生在上海。她是宋家的第四个孩子,排在宋霭龄、宋庆龄和宋子文之后。在她之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

■童年时代的宋美龄

宋美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女性之一,然而,她的出生日期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谜。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将她的出生日期定为1901年,文史学家王舜祁则认为是1899年3月23日,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考证为1897年3月5日,新华社在2003年10月电文里将宋美龄称为“享年106岁”。

另外,宋美龄在纽约芬克利夫墓园的墓碑上的生日日期被刻成1898年2月12日,这个日期是“阴历西(阳)用”,年为西历的公元,月和日则是阴历,当地的不少华人过世后也用这种类型的生日日期。

宋美龄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出生证明,只有一份在1907年获得的现存于西雅图美国国家档案库的护照,上面显示的日期为1898年3月4日。据有关专家建议,在未发现其更有力的出生证明之前,生日以护照上显示的日期为准。

宋美龄出生时,宋家已经十分富裕,再也难见当初窘迫不堪的状况。宋美龄很幸运,不但从小过上了较为富足的生活,且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妹妹,从小最受父母宠爱。她小时候长得有点胖,被人称为“小灯笼”,性格任性顽皮,她自己曾说:“起初,我母亲把我打扮成小女生的样子。但是后来,我稍长大一些,一切行为举止愈来愈像顽皮的小男生,所以母亲就把我哥哥的衣服拿来给我穿,但因为哥哥长得太快了,每三四个月就得换新的衣服,所以我从哥哥那儿拿来的衣服穿也穿不完。”

宋美龄有过一段快乐的童年。她常与两个姐姐一起玩耍,与周围的许多小孩子一起做游戏。大姐宋霭龄的胆子最大,常带着他们爬上不高的院墙,追求一种刺激的快乐。她们还曾跑到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去农家院子附近的果树上偷摘还没成熟的青果,玩得很开心,经常肆无忌惮地大笑。

对于孩子们的调皮,宋耀如当然清楚,但他认为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因此从不阻止或责备,当附近的农民们来找他告状时,他会加倍赔偿农民们的损失,但不会责怪女儿们。

宋美龄小时候经常玩捉迷藏,但因为年纪小,不大会玩,常常不知该藏到哪儿,总是很快就被别人找到了。有一次玩捉迷藏时,有个小孩想跟她开个玩笑,便对她说:“你站在花园里,闭上眼睛数100下,再来找我们,不许偷看哦。”

宋美龄用小手捂住了眼睛,然后从1数到了100,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四周一片寂静,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她这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一种被抛弃的委屈感和无助感涌上心头,使她难过地哭起来。

哭得正伤心的时候,大姐宋霭龄跑了过来,为她擦干眼泪,并告诉她,当她长大以后就不会感到害怕了。那一瞬间,她的心中产生了莫名的安全感,对大姐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信任。大姐从小帮助她,保护她,使她对大姐产生了英雄般的崇拜。成年后的宋美龄与宋霭龄的感情也是最好,或许童年时的信任与安全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据说,在她们小时候,宋霭龄在家发号施令,处理家务时,宋美龄总在一旁悄悄地看着,仿佛正在从她身上学些什么,希望将来能像姐姐一样能干或取代她成为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五岁那年,宋美龄就进入了马克谛耶学校上学,并离家住校。

宋父与宋母之所以愿意让小美龄入校学习,是因为大女儿宋霭龄已在这所学校很好地成长起来,宋庆龄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有姐姐们做伴,美龄就不会遇到那么多困难。之后,在马克谛耶学校校长海淑德女士的安排下,年仅5岁的小美龄进入幼儿班,与二姐宋庆龄住同一间寝室。

小美龄很勤快,每当庆龄的朋友们回到寝室时,总能发现美龄为她们准备好的茶水,活泼可爱的她很得别人的喜爱。

小美龄很聪明,在功课上毫无困难,但她的霸道在与同学相处时显现了出来。同学们有时不理会她的颐指气使,她便会气得全身发抖,有时还会气过头。每当这种时候她的荨麻疹便会发作,身上会长出许多红肿块来。

小美龄的胆子很大。当时马克谛耶学校的两幢楼里,一幢有电灯,另一幢用汽灯照明。两栋楼之间是一段很黑的楼道,小美龄几次都壮着胆子一个人走过。老师在鼓励其他胆小的同学时常说:“你为什么不能像美龄一样勇敢,可以从那里走呢?”每次听到老师的表扬时,小美龄都特别高兴。

其实,她没有告诉别人,独自走过那段漆黑的楼道时,她也很害怕,吓得全身瑟瑟发抖,冷汗涔涔,但倔强的她仍强撑着走下去。

在学校,小美龄虽然表现出众,可她却没能待多久。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她表现得非常好,能轻松地完成功课,许多老师都喜欢她。她身上还有一种支配欲,常能迫使比她大的孩子听她的话。

但是天黑以后,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窗外,风吹起了树叶,树影不断晃动,年幼的她心中惶恐不安。她睡着后还做起了噩梦,且不断地做噩梦,夜夜做,常常因可怕的梦而惊醒,发出的尖叫声划破了宿舍和走廊的寂静。

时间一长,老师们发现了美龄做噩梦这件事,并告诉了宋耀如。宋母得知后,坚持要求美龄回家。小美龄只得遗憾地告别了马克谛耶,由一位私塾老师来教她,一直持续到她出国留学。

早在1904年,宋耀如就通过老同学步惠廉的关系,将大女儿宋霭龄送到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之后,他开始计划着将二女儿宋庆龄也送到国外去。

那时,还不到十岁的美龄听说二姐要去美国读书,便吵着也要去。宋母倪桂珍有些犹豫,毕竟她太小了,但美龄坚持一定要一起去,还动用了生病时父母的许诺——如果她乖乖吃药,父母就必须达成她的愿望。

倪桂珍最终拗不过她,还是同意了。宋耀如则很欣赏女儿勇敢大胆的个性,认为美龄早点出去也好,可以锻炼在外生活的能力。

1906年,宋耀如去了美国,他此行是为孙中山筹款,同时也为女儿打听留学事宜。他询问萨米特学校负责女子预科教育的克拉拉小姐,是否能在明年接收他的两个女儿来校学习,克拉拉小姐表示欢迎。

那时,很少有把女儿送到国外留学的父母,更何况是同时把几个女儿送到国外去。许多人听说宋耀如将女儿送去留学都觉得很意外,认为这是一件十分不值的事,这笔留学费用用作嫁妆应更适合一些,但宋耀如仍坚持自己的想法。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麦克阿斐女士曾说过:“宋美龄的双亲打破国内的习俗,送其东方生长的女儿来西方学校里求学实在是需要想象力及勇气的。鼓励在一种文化中成长的女儿到另一种文化中求学的宋氏父母实为东西文化融合的前驱。”

1907年夏,上海著名教育家温秉忠,也就是宋家姐妹们的二姨父率教育代表团赴美,顺便带上了两个小姐妹。

那年夏天,空气里充满了离别的味道,小美龄站在甲板上向父母告别。“满洲号”即将起航,小小年纪的她使劲挥着手,拼命地喊着,随着邮轮离开岸边,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

那一刻,小美龄的心中或许有着离别的伤感,但更多的则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难忘校园时光,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7年,庆龄和美龄正式进入位于新泽西州萨米特镇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美龄性格开朗,很快适应了留学生活。她喜欢坐同学多萝西·嘉吉斯的双轮马车,去她家玩。多萝西提起这两个姐妹时,曾说她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都忘了她们是中国人。”她们穿上美国服装,能说英语,喜欢与大家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

萨米特镇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路易斯·莫里斯说美龄喜欢看《彼得兔》之类的书,不像姐姐庆龄那样喜欢看一些比较深奥的书籍。美龄性格活跃,有时还喜欢看图书管理员莫里斯小姐在做什么,希望得到她的关注。

美龄在学校的生活无忧无虑,喜欢玩耍。1908年夏,美龄到新罕普郡过暑假,参加了一个私人暑假学校。她在温尼佩绍基湖里游泳,不小心发生了意外,若不是一个女孩抓住了她的胳膊,她就差点淹死。事后,她每每提起都心有余悸。

1908年9月,美龄与二姐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注册,15岁的庆龄成了预修班的学生,美龄因为年龄太小,只是办理了注册手续,却没办法成为正式学生。在这所学校,美龄有了一位“美国妈妈”。这位“美国妈妈”名叫玛吉·博克斯,她经常将美龄带在身边,负责她的日常衣着和教育,还常带她去买衣服。博克斯夫人是一个喜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据说,成年后的美龄身上就有博克斯夫人的教育痕迹。

美龄是个热情、幽默、早熟的女孩,还有点调皮似的倔强。当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规明令禁止女学生们化妆,可有一天,美龄的脸上和嘴唇都涂得红红的,一个女学生质问美龄:“美龄,你肯定是化妆了。”美龄则毫不示弱地应道:“是的,是中国粉!”

1909年,大姐霭龄毕业,姐妹几个一起去佐治亚州东北部的小镇德莫雷斯特,拜访大学同学布兰奇·莫斯。三姐妹穿着漂亮的旗袍出现在这个小镇上时,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结果,美龄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决定留在那里继续学习,不愿像二姐庆龄一样回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13年,宋美龄(第一排左起第二个)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09—1910年间,美龄在德莫雷斯特的一所名叫皮德蒙特的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特殊的英语教育。她攻读了不少课程,如、拼写、语法、数学、生理学等,平均成绩在93分以上。在这所学校,她发现一些八年级的同学已是成年人,他们多来自山区,在小学教了几年书以后,才凑够学费来到德莫雷斯特上学。

美龄被深深触动了,她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因为上不起学而苦苦挣扎,为了接受好的教育,这些人历经超过自己数倍的艰辛。

1910年,美龄回到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这时校长已换成了一位曾做过牧师、领导过南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的男人威廉·安斯华斯。没过多久,美龄就与安斯华斯校长的女儿艾罗斯成了好朋友。她们经常一起玩耍,爬无花果树,还喜欢一起去看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们在做什么。

多年以后,美龄无限怀念地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大孩子们肯定有秘密,我们非常想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但她们永远都不会告诉我们……”

在校期间,美龄的生活丰富多彩,她还曾组织了一个“三人俱乐部”,成员包括她自己、艾罗斯和一个名叫玛乔丽的女孩。三人共同创办过一份报纸,主要用来刊登一些女大学生们的八卦新闻。报纸上的内容写在普通作业本上,每份五美分,每天能卖出五份。她们经常为如何分配卖报纸的钱伤透脑筋,不知是用来买冰激凌好还是去女孩酒吧。

1912年秋,美龄正式成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大一新生。她当过学校警卫官,担任过拉拉队长,还曾是网球队成员以及乌鸦比利俱乐部成员。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美龄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她培养了自信心与自豪感。她喜欢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带给过她很多美好的回忆。之后,如果不是因为二姐庆龄毕业,她可能还会一直在这所学校待下去。

1913年,庆龄毕业。没有了二姐的照顾,美龄不得不于同年夏天转学到美国北部的韦尔斯利大学,那里离在哈佛攻读的哥哥宋子文比较近,兄妹间联络和互相照应都比较方便。

韦尔斯利大学的许多学生都认为美龄不像中国人,因为她非常美国化,她甚至有时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来自美国南部。”

这所大学没有为大一新生准备学生宿舍,美龄与她的同学们便暂居在韦尔斯利镇居民的家中。她经常会在寄居的波特夫妇家中的客厅里摆上一张凳子,然后站在凳子上演讲,听众便是波特夫人。虽然美龄有时会从凳子上跌下来,或者甩下一只拖鞋,但丝毫不会影响她演讲的积极性。直到大二那年,美龄才搬回了学校宿舍居住。

美龄在大学的成绩很优秀,教过她的老师波尔·图埃尔说道:“在学业上她很聪明,无论书面写作还是口头表达,都比其他学生要好。她的英语非常地道,和我们这些本土人一样能灵活运用。”

在韦尔斯利,美龄还与一个叫李彼得的哈佛学生订过婚,这个哈佛学生来自中国江苏。当时,美龄得知父母对二姐庆龄的婚事进行干预后,生怕父母以后会为自己包办婚姻,忧虑之下,便仓促地与李彼得订了婚。但之后不久,这桩婚约被取消了。

那时,美龄与哥哥宋子文的关系很不错,两人经常见面,在做任何可能出格的事情之前,美龄总会征求宋子文的意见,得到他的允许才行。

1917年6月,韦尔斯利大学第三十九届毕业典礼正式举行,美龄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她获得了杜兰特学者奖,全校只有33个学生拿到这个奖。

顺利完成学业后,时年20岁的美龄即将踏上回国的旅程,新的生活挑战在等待着她,而在这个勇敢倔强的女孩心中,对未来亦充满着无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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